那个时候母亲已到了癌症晚期，父亲多日来躲在角落里抽烟不出门，沟壑纵横的脸布满愁容。人走后，咋办？
一家老老小小、十几亩的田地、孩子们上学的费用……父亲已经请假半年多了，不可能长期不上班。
五个孩子除了在医院上班的大姐之外，全都在读书。二姐高三，三姐与惟一的哥哥高一，我读初三。
父亲把我们的学业看得比命还重要，懂事的二姐提议自己放弃学业，父亲坚决不同意。
二姐劝说：“你看我的成绩单就知道我读不下去了。”爱操心的二姐从母亲患病的初期，成绩已经严重滑坡。
虽然父亲和大姐怕影响我们姊妹的学业，一直隐瞒着母亲的病情，但二姐早已洞悉一切，因而常是人在教室心在病房。
二姐虽孱弱但倔强，母亲到癌症晚期回了家，二姐也夹着书包还了乡。
父亲好说歹说，她也不回学校。父亲扬起巴掌，高高地扬起轻轻地放下。他说：“娃，你大姐是医科大学毕业。你弟弟妹妹学习都不错，也会考上学的，也会有工作。将来，我娃你最苦。”
二姐坚定自己的选择。
母亲去世后，她像成人一样侍弄十几亩的土地，将家料理得有条不紊。
二姐要求父亲种了三亩棉花，理由是棉花不但收购价格不错，而且还可以多储存一些为我们姊妹结婚用。
种棉花却是所有农活中最费事最辛苦的，播种、间苗、掐尖、数花、采摘、晾晒，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那一年我们家棉花大丰收，二姐却瘦得剩下了60多斤。
二姐孤独守着乡村的老家，几年风吹雨打，豆蔻年华的她脸上却多了一些和年龄不相仿的沧桑，多了一些隐忍与凄楚。
三姐、哥哥和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相继考上了学。每个假期，我们叽叽喳喳叙谈校园琐事的时候，她就默默做着活计。
父亲瞥见她在我们有趣话题里的落寞，悄悄拽她到另一屋：“娃，悔不？”二姐不说话，有泪在眸中闪。
最恼人的是，当年信誓旦旦追求二姐的小伙子，确认姐姐不会同他一样有一份公家饭，也决绝地离开了二姐。
“亲不自用”，父亲第一次违背他的人生准则。动用中学校长的权限，让二姐做了一名代课教师。
父亲严肃地告诉二姐：“娃，你不能给爸下巴底下支砖，学生要教好。”老实说，二姐资质平平，又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可她靠勤奋愣是超过了那些科班出身的教师。
又有小伙子追二姐，二姐明白告诉人家：“你考虑一下，我临时工。”别人就远远躲开了。彼时，二姐已经买了自考书，悄悄充实着自己。
父亲也咨询有关的政策方针，听说入人才库需要商品粮户口，就托人给姐姐买了居民户口。
姐姐很努力地自学，可因为高三课程几乎没有学，头一年自考报了三门科目都没有过。
一位叫许民的同事得知此事后，义务为二姐补课，并建议她选读电大函授。
于是，随后的几年里，每个礼拜天，姐姐都要奔走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百余里路途上，披着星星出门，戴着月亮回家，匆匆忙忙赶听面授课。
面授课一结束，就要去赶车回家。那时候交通还很不发达，一旦错过发车时间，只能流落在夜晚冰冷的城市街头。
记得一天面授课结束后，姐姐没赶上车。许民从家乡的中学赶来，她才没有露宿街头。
许民是陕西师范大学的高材生，有了他的帮助，二姐的电大课程是考一门过一门。
1992年，二姐与许民结了婚，那时候，她只剩下了三门课程就可以拿到电大文凭。
1993年，他们有了孩子，二人抱着孩子去咸阳广播学院考试。考试前姐姐给孩子喂饱奶，姐夫抱着孩子在楼下等。
孩子五个月，饿得快。下考铃一响，姐姐第一反应就是该喂奶了，以至于考《外国文学》时忘记填写姓名与考号，于是跟着下一届又复考了一回。
1994年7月，30岁的姐姐终于拿到了咸阳师范学校的毕业文凭，同年12月转了正。在庆贺宴，微醺的姐夫说：“我之所以爱你，是因为你是不向生活与命运妥协的人。知识储备少，可以学，可人的性格与生俱来却难以改变！”
时间是沙漏。那一滴一滴流过的声音，让我看到了姐姐的漫漫求学之路。倔强、隐忍、执着，这样的人一定会成功。或早、或晚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