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人生有命，为人一世，都不由自主了，那么，“我”还有什么责任呢？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就行了。
人不能自己做主，可以从自己的经验来说。回顾自己的一生，许多事情是不由自主的，但有些事是否由命定，或由性格决定，或由自由意志决定，值得追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某高官曾许钱锺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锺书一口拒绝。我认为在联合国任职很理想，为什么一口拒绝呢？锺书对我解释：“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我认为他受到某高官的赏识是命，但他“不吃胡萝卜”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自由意志。在那个时期，这个职位是非常吃香的，只有以他的聪明，以他的个性，才不加思考一口拒绝。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解放战争又起。许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国外逃跑。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都是形容苏联“铁幕”后的生活情况，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处境，所以我们对共产党不免害怕。劝我们离开祖国的人，提供种种方便，并为我们两人都安排了很好的工作。出国也不止一条路。劝我们留待解放的，有郑振铎先生，吴晗、袁震夫妇等。他们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这话我们相信。但我们自知不是有用的知识分子。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用的。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又如我28岁做中学校长，可说是命。我自知不是校长的料，我只答应母校校长王季玉先生帮她把上海分校办成。当初说定半年，后来延长至一年。季玉先生硬是不让我辞职。这是我和季玉先生斗志了。做下去是千顺百顺，辞职是逆水行舟，还兼逆风，步步艰难。但是我硬是辞了。当时我需要工作，需要工资，好好的中学校长不做，做了个代课的小学教员。这不是不得已，是我的选择。因为我认为我如听从季玉先生的要求，就是顺从她的期望，一辈子承继她的职务了，而我是想从事创作的。这话我不敢说也不敢想，只知我绝不愿做校长。我坚决辞职是我的选择，是我坚持自己的意志，绝不是命。但我业余创作的剧本立即上演，而且上演成功，该说是命。我虽然辞去校长，名义上我仍是校长，因为接任的校长只是“代理”，学生文凭上，校长仍是我的名字、我的印章。随后珍珠港事变，“孤岛”沉没，分校解散，我要做校长也没有机缘了。但我的辞职，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命，而是我的选择。也许可说，我命中有两年校长的运吧。
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都是当时处境使然，不由自主，但是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算命的把“命造”比做船，把“运途”比做河，船只能在河里走。但“命造”里，还有“命主”呢？如果船要搁浅或倾覆的时候，船里还有个“我”在做主，也可说是这人的个性做主。这就是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了。烈士杀身成仁，忠臣为国捐躯，能说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中注定的吗？他们是倾听灵性良心的呼唤，宁死不屈。如果贪生怕死，就不由自主了。宁死不屈，是坚决的选择，绝非不由自主。做主的是人，不是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日寇侵入中国。无锡市沦陷后，钱家曾有个男仆家居无锡农村，得知南京已失守，无锡又失守，就在他家晒粮食的场上，用土法筑了一座能烧死人的大柴堆，全家老少五六口人，一个个跳入火中被烧死。南京失守，日寇屠杀人民、奸污妇女的事，很快就传到了无锡。他们不愿受奸污、被屠杀，全家投火自焚。老百姓未必懂得什么殉国，但他们的行为就是殉国呀！能说他们的行为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不由自主吗？这事是逃到上海的本乡人特到钱家报告的。钱锺书已去昆明，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