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是中国文化叙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如何准确地向西方读者传递“君子”二字的文化内涵，一直是翻译界反复探讨的话题。长久以来，经过有意无意的文化过滤、转换与替代后，在英语世界中，gentleman（绅士）成为与“君子”对应频率最高的单词，且两者关系呈现固化趋势。在诸多中国典籍的英译版本中均可发现这种现象，如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翻译的《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1938）、中国学者林语堂的《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 1938）、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孔子：中庸和大学》（Confucius: the Unwobbling Pivot & the Great Digest, 1947）等。此外，第二十届奥斯卡最佳影片Gentleman’s Agreement（1948）在登陆中国电影市场时的片名即为《君子协定》。然而，事实上，“君子”与gentleman两个词汇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差异。
“君子”重于内在精神
在中国古代，“君子”最初与人们的社会地位有关。《说文解字》云：“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又曰：“尹，治也。”表示治事。君子是指发号施令、治国理政之人。具体到周代，君子用来称谓分封建国时的贵族。《尚书·无逸》曰“君子所其无逸”，孔颖达引郑玄的话解释说：“君子，止谓在官长者。”这里的“君子”即指在位的贵族阶层。知武子也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左传·襄公九年》）君子与小人之分，主要是社会地位的差异，既包括地位、权力、身份、财富等社会地位附属物的区别，也包括治人与治于人等相应的社会分工的区别。
商周之际，在“天命有德”观念的影响下，统治阶级的德性受到关注。统治阶级占有社会资源，享受良好的教育，他们代表着品德、修养和才华。在《诗经》中，人们用“君子”来指代“像君一样”的人，以寄寓赞美、思念等情感。“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召南·草虫》），表达了女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王风·君子阳阳》），表达了女子对乐师才华的爱慕之情。在这些用法中，“君子”的政治意义淡化，情感价值日益凸显。
在春秋末期，“君子”的含义发生了重大转折，逐渐固定为对“有德者”的褒义称谓，强调文化修养与道德品质的内在统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以下仅标注篇名），一个人文雅朴实兼重，才能称得上君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重于道义甚于利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心胸宽阔、光明磊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泰伯》），君子品格坚毅、志向远大；“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里仁》），每时每刻都不做违背仁的事情。道德修养无止境，“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孔子都无法保证自己在实践中已经成为一名君子，君子境界之高远可见一斑。总之，孔子实现了君子从“在位者”到“有德者”的转化。自此，君子便成为中国士人追求的理想人格。
Gentleman重于外显形象
从词源学上看，gentle源自拉丁语gentilis（共同的家族或祖先），在13世纪早期由古法语gentil转入英语，意为出身高贵。14世纪初，年收入20英镑以上的群体称为贵族，并且按收入多少排序，收入排名前二分之一者称为显贵，后二分之一者称为绅士。15世纪时，伴随着贵族的垂直流动性增强（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从广义上讲，绅士包含了所有的贵族阶层。16世纪时，绅士概念融入了教养、学识等新元素，医生、牧师、律师、知名学者等都可以称为绅士。到了19世纪，随着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海外殖民的扩张，以新兴工商业者为主体的中产阶级迅速崛起，他们在经济上获取巨大财富后，继而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提出诉求，认为出身卑微的人照样可以通过自我奋斗跻身绅士阶层。他们改造了绅士过去固守血统、迂腐保守的出身构成，更加关注个人的学养素质。这一时期绅士精神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勇敢、务实、自由、竞争，以及高雅的艺术修养和得体的行为举止，但财富的积聚仍然是进入绅士阶层最强有力的敲门砖。
到了现代，绅士的含义主要定格在社交礼仪方面。《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对gentleman的解释也印证了这一点：“a chivalrous, courteous, or honourable man, a man of good social position, especially one of wealth and leisure.”这一解释显示，彬彬有礼和教养良好是绅士的两大特点，有身份的人，尤其是那些有钱又有闲的人被称为绅士。
两者存在本质区别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君子”与gentleman都经历了一个内在含义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起初，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对社会地位的强调。但随着历史的变迁，两个词语的文化差异日益拉大，具体内涵甚至相互冲突。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绅士代表一种物质文化，君子代表一种精神文化。在英国社会传统里，绅士的概念多与经济实力相关联，尤其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功利主义思想大行其道，绅士阶层更加强调对私有财产的占有。然而，“君子”的概念在孔子之后就更加强调精神修养，与地位、官阶、穷富已没有直接的关系，且这一含义一直沿用至今。所以，即便“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颜回仍“不改其乐”（《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孔子“乐亦在其中矣”（《述而》）。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君子的安贫乐道与英国绅士的功利主义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绅士重视外在的言行举止，君子更重视内在的道德修养。绅士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西装革履、彬彬有礼、对女性殷勤有加等外在形象。相反，君子则是将伦理规范向内收摄为道德信仰，集《中庸》所谓仁、智、勇“三达德”为一身的高尚人格。儒家不太重视对君子的外在形象加以限定，“吾日三省吾身”（《学而》），“君子求诸己”（《卫灵公》），反复强调内省是修养道德的重要方式。
最后，绅士擅空谈、不致力于政治权谋，君子重践履、主张积极出世。受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绅士崇尚个性独立，给人自我、淡定、从容、优雅的印象。君子被赋予许多政治期许，他们“学而优则仕”（《子张》），将内在的道德品质与外在的社会规范结合起来，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在历史的长河中愈挫愈勇。因此，君子更具社会性、更有宏大的气象。
宜译为Junzi（virtuous man）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由于中西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不同，“君子”一词所承载的深厚文化意蕴无法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对等表达，这属于文化空缺现象。为此，笔者认为应“以我为主”，适当保留文化差异，采用“音译+注释”的方式，将“君子”译为junzi（virtuous man）。拼音junzi使汉语文化在西方文化中得以呈现和保留，英文virtuous man在兼顾西方读者阅读感受的同时，又阐明君子是道德层面上的形象这一核心意义。这种中西结合的译法也正体现了君子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处世之道。随着中华文化的深入传播和异域文化对“君子”内涵的理解深化，甚至可考虑去掉注释，直接音译为junzi。事实上，很多极具中国特色的译文均已被西方人接受并收入其词典，如kungfu（功夫）、fengshui（风水）等。这也是我们提出这一译法的实践上的理由。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华侨大学统战工作研究专项课题（TZYB-202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人事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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