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土鳖君说的看官老爷们，大家好！
准时准点，准点准时，土鳖君又来跟您聊天了。
之前几期的大师芳华，土鳖君跟大家说道了中国最后的圣人—“新儒学三圣”，
也分别给大家介绍了痴情无比的浙江圣人马一浮和暴躁无比的湖北圣人熊十力。
本期呢，土鳖君就跟大家说说，剩下的那位傲娇无比的，以禅宗和尚自居的北京圣人。
带大家看看这位被马歇尔称为“中国甘地”的倔老头在他那近一个世纪的超长待机时间里有哪些芳华轶事。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青铭，蒙古族，先祖本是那蒙元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家的老五梁王忽哥赤（注1），老忽家被灭之后，他的后代流落西南各地，均已封号为姓。
自梁爷爷起，老梁家便由广西桂林迁至北京，祖父二人都是有功名出身的读书人，皆在六部中担任过品级不高的小京官（注2）。
梁大师大小身体羸弱，五六岁的时候还罹患了头疼病，每逢天寒地冻手脚冰凉，头晕目眩。他父亲觉得此子性命不会长久，对他百般宠爱，千般呵护，哪成想此子一直活到96岁高龄。
据他自己回忆，在他六岁的时候，已经日上三竿了，一家人围坐桌前准备开饭，唯独梁大师还没从房间出来，祖母便到窗外问他为啥还不起床，只听得梁大师在屋里气急败坏的说，妹妹还没来给我穿裤子，让我怎么起床？
如此的娇惯，也造就了梁大师那傲娇无比的骄横脾气，一旦事不顺心立马像吃了枪药一样大吵大闹。
好在梁父并不强求礼法，在遇到孩子们大喊大叫并不急于拿出祖传的棍棒伺候，而是等他们的情绪慢慢平息之后，讲出是非曲直和道理。
梁父会跟孩子们一起看戏，再把剧情掰开了揉碎讲给孩子们听，也会带着孩子们到街上闲逛，或者一同处理一些小事情，借以培养孩子们的交际能力。
而且这位举人出身的父亲并不赞同旧式的纯理学教育，在百般搜罗之后，请了一位接受过西洋教育的孟姓老师到家中给梁漱溟兄弟二人启蒙。这位孟老师兼顾中西之学，能在传讲诸子百家的同时，还经常夹杂一些外语、国际局势、地缘政治、地理等西学的知识，这样年幼的梁氏兄弟眼界大开。
梁大师跟随孟师苦学不辍，如饥似渴的吸收着中西文化的营养，为他之后走上学贯中西的道路铺就了第一块青砖。
之后梁大师进入北京的中西学堂（注3）小学部读书，接受了正式的双语教育。小学毕业之后考入了顺天中学堂（注4），与后来的佛学家汤用彤（注5）、数学家张申府（注6）成为同窗。
梁漱溟是个好静的学生，从不参加体育活动，整天跟老学究一样拧着眉头沉思，他常评价自己，好似是一个一直处在问题中的人，即使不吃饭，不睡觉，也好找到答案。年近十六岁的他因为思虑过多，形容憔悴，头上都有了一缕白发，上体育课时只是一人在角落里一边拍球，一边思考问题。身旁路过的同学总是会打趣一声，“小老哥，小心球炸了。”
性格有点像士大夫一样孤僻冷傲的梁大师在学校内没有多少朋友，只是跟班中廖、王、姚三人最为要好，四人拜把子之时，相约由“大哥”廖福申为诸位各拈出一字作为日后相称的代号，梁大师得一“傲”字，连他自己都觉得十分中肯贴切，赞不绝口。
梁大师在顺天中学爆发出了学霸的潜质，自学英语和数学的进度大大的超过了课程的进度。国文亦是名列前茅，还经常剑走偏锋的出一些偏颇文章，让老师们一边拍手称快，一边大挠其头。
中学毕业之后，梁大师曾投靠北大，怎奈被拒之门外，惹得大师狂性大发。他挽起袖子，走到学校操场的高台之上，当众怒目高呼，“从今以后，我一定要让北大请我去当教授。”
学没得上，但是饭还要吃，梁大师在同学的介绍下加入了京津同盟会，并进入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国报》（注7）当记者，当时《国民报》的主编是孙炳文（注8）先生，也是为留学归来的思想先驱，他十分喜欢梁大师“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章，经常与他交流到深夜。
有次梁大师在孙主编给他题赠的扇面上寻得“漱溟”二字，颇为钟意，就时常用以充当笔名，再后来索性成为了自己的冠名。
梁漱溟在《国民报》期间还有一段趣事，当时正值袁大脑袋就任大总统，梁大师作为记者前去观礼，与袁大脑袋有过一面之缘。后来，梁漱溟曾经颇为不屑的评价了当时袁大脑袋的光辉形象，他说，“袁世凯当时与我交臂而过，那是个矮墩墩的光头，身穿一身皱巴巴的军装大礼服，帽子随意的提在手里，嘴唇之上留着花白的短须，面颊和嘴角似乎没有修刮干净。尤其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分明是很不庄重。”
在担任外勤记者期间，梁大师四处东跑西颠，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看到了足够多的阴暗。
在北京，他曾亲眼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人力车夫顶着寒风，吃力的拉着一位衣冠楚楚的青年，在青年人的催促之下，老车夫一个踉跄，重重的摔在地下，鲜血从额头奔涌而出，而青年却是不以为意，从车上跳下来，经对着老车夫狠踹一脚，高声咒骂而去，从此之后，他再也不坐人力车了。
在南京，他曾经亲眼看到秦淮河边酒肆林立，红男绿女，寻欢作乐、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背后那些妻离子散和家破人亡。
如此分裂的景象让他胸气郁结、无处抒发，而此时母亲离世的噩耗更将这一重气郁推向了高潮，他选择以死自赎。在自己那间小小的宿舍中悬梁自尽，一了百了。幸亏宿舍的同事那日归来的早，将其从房梁上摘下，才有了后面的一代大师。
死过一次的梁大师也不想再死了，他决定去做点事情解决这个两极分化的问题，从此他选择了自己笃定一生研究的方向-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成为了困扰其一生的问题。
他首先选择的工具是佛学，他企图用佛门广大来普度众生。
18岁，在本该天真烂漫、激情迸发的光景，梁大师却想“出世”，他决定秉承《了凡四训》（注9）中“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信念去过好余生。他在自己那一方斗室之中苦苦修行，一头扎进了佛典之中，极似那苦海之中寻找着彼岸的一叶孤舟。
值得一提的是，梁先生虽笃信佛学，但从不烧香礼佛，只是在自修、自律上下功夫。他像苦行僧一样严格的恪守着清规戒律，在此后的岁月里他绝没碰过荤腥。
在两年的苦读之后，他将西方哲学研究方式与佛学研究相互融合，用批判诸子百家和西方先哲的方式推崇佛学，写就了《究元决疑论》（注10）一文，刊登在《东方杂志》（注10）上。
此文的横空出世，让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赞不绝口，拍手称奇。
蔡元培遣人找来已经转赴司法部担任部长机要秘书的梁大师，欲请他在北大开设讲坛，传授印度哲学一门。而此时的梁漱溟已经赴衡山南台寺（注12）落发为僧的路上。
对于北大的聘书，梁先生感到十分恐慌，他跑到蔡先生面前，表示自己还是初涉佛典仍需刚猛精进。而且对于除佛法之外的其他印度哲学一窍不通，恐不能胜任。 而蔡元培先生则笑眯眯的反问，“你觉得谁能教好此课？”梁大师左思右想没有答案，蔡先生说，“既然找不到，还是你来吧，把你胸中所学、所思散布下去，也是一种功德。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任校长，定要聚拢一批哲人，你们在一起可以相互探讨、切磋，合作研究，如此好的机会你怎么能不来？”
就这样本欲出世的梁漱溟又硬生生的被蔡校长来回到世上，一个北大的落榜生转眼登上了北大的讲台，这算是轰动一时的佳话。
后来年迈的梁先生在回忆自己的一生时说道了四个“没想到”，没想到，一个最讨厌哲学的人，教的却是哲学；没想到，一个没学过孔子的人，讲的却是孔子；没想到，一个没读过大学的人，却能在大学中当教授；没想到，一个标准的京城公子哥，却致力于农村工作。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蔡元培先生那宽阔似海，包容兼收的胸怀，还有那目光独到的识才慧眼。如果没有蔡先生，也许很多大师也就埋没于历史的沧浪之中。没有蔡先生，也许很多思想也就没法传承于世。
梁大师刚到任北大之时，正是陈姓文科长和胡适先生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注13）如火如荼之时，“打倒孔家店”的呼声正如悬挂在盛夏午时的烈日一样烤的青年学子们狂热无比。
梁大师，对此十分不解，跑去问蔡先生，如何看待孔圣人和释迦摩尼？蔡先生风轻云淡的说，我个人不反对夫子，但是北大是一个自由的舞台，讲什么都欢迎，梁先生不是要讲佛学吗？怎么还要讲儒学？
梁漱溟听后，斩钉截铁的说，我的愿望不只是泛泛的讲讲佛学和儒学，我要把他们讲个明白，讲到学生的心中，我要为释迦摩尼和孔子争口气。
胸含一口恶气的梁漱溟先后在北大开设了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孔学旨意等几门课程，而后亦开始了中西文化横向比对的研究，用比较学的手法串联了中、印、欧三地的文化，高声宣扬“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他是最受北大学子欢迎的教授之一，每逢他的讲座定有200以上的学子从各个专业过来旁听，他不得不移师大礼堂。除此之外能受到如此追捧的老师在当时只有三位，另外两位分别是蔡元培和胡适二位先生。
据听过他的课的学子回忆，梁教授口才并不好，而且语速特别慢，似乎是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向外弹出，但仔细听来每一个单蹦的字都精妙无比，仿佛直接摄入心脏一颗颗子弹一样直指要害之处，但每一句话的下文，又让人无处琢磨，但两三分钟之后，就会由衷感叹，他的思想真的缜密。在某次课上，梁先生放出一篇自己的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注14）的小论，让在后面旁听的辜鸿铭捋者小胡子高喊“有心人哉”，而胡适先生则说，“这人恐怕是要革命的”。
梁先生在北京的演讲会《人心与人生》收费也颇高，票价一元，概不讨价还价，他认为收费的目的是把位子留给真正想听的人，而不是追捧名人的人。他还怕有的人没钱去听，还在海报中特别声明，没有钱者可以写信向其索要门票，据说新儒学学者唐君毅就收到过5元钱的听课券。
梁先生到北大一年之后，满肚子孔孟思想的梁济先生着实在新文化运动中忍不下去了，留下那句“国性不存，我存何用？”的遗言之后，带着对世界的无限绝望投入了德胜门旁的积水潭之中。
在死前数日，他曾反复的问自己的幺儿，“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仔细的思考了一番之后，恭恭敬敬的回答道，“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一天一天向好里去的。”然而梁济先生觉得自己终究等不到那一天，还是选择了自杀以表达对打倒儒家思想的不满，顺便为那大清朝殉了葬。
几年以来对佛学的精研，让他看透了生死。对于父亲的离世，他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悲伤，只是默默地跟兄长一起将父亲的遗作小心的整理到一处，寻了出版社刊行出来，以作纪念。
父亲沉谭之后，梁先生想起父亲的遗愿，开始钻研儒学，他在北大呆了七年，此七年之中，他的思想逐渐由禅宗转向儒家，并将儒释慢慢的结合到一起，成为新儒家的典型人物。
后来梁先生对着这种思想转变做过阐释，他说在北大时它曾仔细的重读了几遍《论语》，发现《论语》通篇没有写下一个“苦”字，开篇第一句便是“有朋自远方来”这等悦事。而释迦摩尼的思想则满盘皆是“苦海无边”，“人生是苦”。
夫子的那种“仁者无忧”的乐观主义精神让他对儒家和释家的理论进行了重新的思考。他发现“发慈悲心，行仁义事，才是乐而忘忧之道”，于是他逐渐从“出世”转向“入世”，把眼光投向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村，他准备用大慈悲心去改变最广大的，也是最疾苦的劳动人民。
“去做一件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怀揣着这份信念，梁先生辞去了北大教授这份地位高，收入高的工作，离开了庙堂。与熊十力一起来到山东菏泽的一个普通中学当起了校长。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梁先生的回答是，“他认为当时大学的教育出了问题，先生成了一种混饭吃的行当，对学生漠不关心。”他认为老师应该与学生为友，教育应当着眼于他们的全部生活，领着他们行大路。
在山东六中期间，梁漱溟跟熊十力仿照了宋明书院的教学模式，每天清晨便召集学生“朝会”，或默默而思，或两两清谈，或抬头感悟、或低首反省，后来有学子将“朝会”编成文集，其精彩程度堪比《论语》。
出离了皇城，奔赴了基层，对底层生活和人民的苦难了解的更为彻底的梁漱溟先生决定放掉形而上的道，去追求形而下的器，他脑海中“乡村治理”的想法也越来越现实，他更加笃信改变当时中国社会状态最好的办法就是乡村建设。秉持着这个理想理想，梁先生在最广大的农村搞起了乡治实验。
他先在河南创立了乡治学院，后在各大高校、各大讲坛，在地方军阀和高官之间四处游说自己的乡治学说，大谈“农村没有新生命，国也就不能有新生命”的道理。
当时还是冯玉祥手下团长的韩复榘（注15）在北京南苑听到过梁先生的演讲，他对梁先生的“乡治”理念赞不绝口。主政山东后，他便把梁先生请到济南，一番交谈之后，韩把紧邻济南的邹平县化为实验特区，让梁先生搞实验。
梁先生关掉了已经毁于中原大战的硝烟之中的河南乡治学院，带领着志趣相投的同仁们和家眷来到了白云山下的小农业县—邹平。在醴泉寺（注16）下，黛溪河畔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他主张以振兴乡村从教育做起，主张教育机关代替县级以下行政机关，由乡学、村学代替区、乡两级公所，每几个村便有一个村学，每10个村便拥有一个乡学，乡、村二学由本地名望、普通百姓代表和教员组成，教员则由研究院研究部的毕业生充任。
而后几年他先后举办了三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吸引了陈立夫、张治中、马寅初等政、军、学界要员到邹平交流参观。
梁先生对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投入是全身心的，他以近似苦行僧的状态在邹平呆了整整2500个日夜。成立县经济合作社、县医院，甚至构建了金融系统，体育系统。他的第一人夫人黄靖贤逝于邹平紧邻的周村，而他的百年之地也安在了邹平的黄山之下。
夫士者，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以万民兴亡为所求。
日寇的铁蹄无情的踏破了梁漱溟先生近乎于理想的美丽乡村梦想，他再也无法沉醉于田园牧歌生活，作为一位士大夫，他有责任挽起袖子，为“救亡”摇旗呐喊，为“抗日”奔走呼号。
他离开邹平，以乡建派代表的身份前往南京就任“国防参议员”，于此同时他叮嘱乡建研究院的学生们拿起武器，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去。
国破家亡，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无论鬼子的炮火如何猛烈，他仍然泰然处之。
他随蒋百里（注17）将军巡历华北、华东前线，多次碰到小鬼子和二鬼子的扫荡，他依然骑马缓步而行，丝毫不急不躁。深入敌后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险象环生，而每次都能逢凶化吉。
在港期间，他能在日军的轰炸之下安然打坐，离港之时，他能在风浪里穿行的小舟上酣然入梦。
旅居桂林好友袁鸿寿先生请他到七星岩（注18）吃饭，饭后二人在树下聊天之时。警报陡起，日机飞临。袁先生大惊失色，急欲躲到山洞里去，而他则镇定自若，让袁跟在他身边，继续喝茶聊天。炸弹在身旁爆炸，二人毫发无损。
对此，梁先生还颇为得意，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我在某处，某处便无凶险事。”
乡村建设搞出点名堂之后，蒋介石曾让教育部次长朱经农告诉梁漱溟，让他到武汉面见自己。朱先生转告之后，梁先生根本就不予理会。之后，梁先生多次对人说，“我不能因为他派人传这么一句话，我就自己跑过去，我不去！”
上海学者马叙伦、雷洁琼等人前往南京请愿，刚到南京火车站，便遭到一群自称“苏北难民”的暴徒的疯狂殴打，马先生被打成重伤。梁漱溟听说后，暴跳如雷，跑到街上高呼“此次惨案，情节离奇，莫不惊异，人所共见，不容否认。”随后上书蒋介石，要求严惩凶手，同时要求，“取消特务机关，切实保证民众自由。”
但马叙伦等人的血迹尚未干透，李公朴和闻一多二位先生就被特务暗杀。这时梁漱溟再也坐不住了，直接跳出来，在大庭广众之下痛斥蒋介石凌驾于法律之上，让特务们把第三颗子弹留给他，他就在那里等着，我看看特务能不能把我们都杀完。
冯友兰在北大哲学门毕业时，恰逢梁漱溟入职，二人颇有交集，二人后因为某些事情犯了龌龊。冯友兰九十大寿，邀请梁漱溟赴宴，梁先生非但不去，还写了一封措辞另类，没有上款的信给冯，大意是“老北大的旧人就剩你我二人了，你过90大寿按说我得赴宴，但因你某些原因，我耻于你为伍，我就不去了。”此后，梁先生偶遇冯友兰时又说，“某些知识分子即无独立的地位，又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在“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已经91岁高龄的梁漱溟坚持站立致辞15分钟，主持人三次请他坐下，均被谢绝。
铮铮铁骨，铁骨铮铮。
年轻时的梁漱溟一心向佛，本无意婚姻，16岁时还曾逼着母亲推掉了婚约。但到了北大之后，梁先生的思想逐渐世俗，出家为僧的思想越来越淡化。
此时好友武观淇将自己的妻妹黄靖贤介绍给他。梁漱溟曾回忆过当时相亲时的场景，他说黄小姐的妆容及不合时宜，气度就像个男子一样，同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看着比她姐还老。凡是女子可以勾动男人的地方，她是一点都没有，给我的印象只是“刚爽”二字。
然鹅，二人竟然就闪婚了，竟然还一起过上了算是和美的生活，黄夫人为梁先生生育了两子，梁先生其名为培宽、培恕。
然而在陪同梁先生在邹平乡建期间，再度临盆的黄夫人因大出血病逝于周村（注19）进德医院。
怀着对妻子深深的愧疚，梁先生也曾发誓不再续弦，还为她写了一首悼亡小诗。
九年之后，有朋友给暂居桂林的梁漱溟介绍了一位北京师大毕业的女老师陈淑芬女士，此时的梁先生已经51岁，而陈女士随尚未婚配，但也已48岁。
梁先生再度闪婚，一时间竟成为非常惹眼的八卦，由于二人年龄相加差不多百岁，有人笑称此段姻缘为“百年好合”。
由于老二培恕不能接受梁先生违背母亲坟前的誓言，还曾当众朗诵了一首“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的小诗算作贺礼，梁漱溟听后频频点头，也不知何意。
婚后二人并不和睦，梁漱溟常嫌陈夫人为人苛刻，经常对保姆大发雷霆，也时不时的让自己当众下不来台。
后来陈夫人罹患精神分裂，更是脾气暴躁，动辄大吵大闹，让梁先生头痛不已。
陈夫人死后，梁先生曾将二任妻子进行了对比，在耄耋之年写下《纪念先妻黄靖贤》一文，觉得“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
95岁的梁先生，在清明节后祖坟扫墓，染得风寒，随即并不能起，几日之后，病情加重，被送往协和医院，确诊为尿毒症。
一月有余，梁先生忽然大口吐血，抢救之后，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了声“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之后，便永远的闭上双眼，安然离世。
一代大师的芳华故事终于落幕。
大师仙逝之后，社会各界纷纷悼念，连曾经龌龊的冯友兰也发表了《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为同情农夫而执言》的悼念文章。
《人民日报》也刊发了《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一文缅怀。
先生遗体火化之后，按遗言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安放在付出了大量心血的山东邹平的黄山之上，另一部分魂归故里，安放在广西桂林的明月峰下。
文至末尾，土鳖君想用偶读的青年学者羽戈的《在梁漱溟先生墓前》一文中的“梁漱溟自称匹夫，恰在匹夫身上，我们见识了儒家最伟大的力量，如此孤独，如此强悍，哪怕令千军辟易、万民臣服的威权，都无法使其屈从。”作为收笔，权做对大师的祭奠。
注释：
1. 孛儿只斤·忽哥赤，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至元四年八月，赐驼纽鋈金银印，封梁王，府置大理，镇守西南。后被属下云南诸部都元帅宝合丁设宴毒死。
2.梁父，名济，光绪年间举人，官至正四品内阁中书、内阁侍讲，教养局总办委员，民政部主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斋务提调。60岁大寿前夕，投积水潭殉清，引起轩然大波。后有《桂林梁先生遗书》，被伪满谥予“贞端”
3.中西学堂， 戊戌变法之后，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废八股，兴西学。受此影响，当时的华夏大地上诞生了一批新式学校—中西学堂。如盛宣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四川总督鹿传霖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蔡元培先生任校长的绍兴中西学堂，北京中西学堂等等。
4.顺天中学堂，戊戌变法之后，由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会同顺天府尹胡橘棻奉旨将位于西什库的金台书院改建为顺天府中学堂，开全国中学教育之先河和示范，后来逐渐演化为北京四中。
5.汤用彤，中国著名哲学家、史学家、佛学家，曾留学与哈佛大学，与吴宓、陈寅恪并成为“哈佛三杰”，回国后，曾执教中央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
6.张申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哲学家，数学家。中国罗素研究第一人。
7.《民国报》，京津同盟会机关报，创刊于天津，后搬迁至北京，主要以国内外大事、政治、经济、教育为主，另有名人专栏。
8.孙炳文，同盟会元老，朱总司令挚交，后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
9.《了凡四训》，明代思想家袁了凡所著，以亲身经历教导自己的儿子思行向善之书，以“命自我立，福自己求”为中心思想，阐明一切祸福休咎皆自当人掌握，行善则积福，作恶则招祸。
10.《究元决疑论》，为梁漱溟追怀好友黄远生所做，悔恨自己未能在其被刺杀身亡之前，将自己所理解的佛法介绍给他，使他拔离苦海。文中用批判的笔法将康德、叔本华、梁启超等中西先哲批判一通，并将佛家哲学的经典理论梳理了一通。
11.《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1904年创刊于上海，该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主旨，逐渐成为百科全景式期刊，清末、民国大师诸如严复、梁启超、胡适、梁漱溟等皆在此刊发表过文章，被称为“澎湃学门，大匠如云”。
12.南台寺，衡山禅宗丛林，乃唐朝所建，光绪年间重修。
13.新文化运动，由胡适、蔡元培、鲁迅、钱玄同等留学归来人士倡导的一场反儒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
14.《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先生去往湖南衡山出家的途中，看到沿途兵祸连连、民不聊生的惨状，于是放弃了“出世”之念，提笔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立志要为拯救苍生而奋斗。
15.韩复榘，河北霸州人，冯玉祥手下十三太保之一，中原大战之后，脱冯投蒋，为二级上将，后主政山东，主张“变鲁为齐”，大兴教育、乡村建设、禁烟。后因支持张学良被蒋中正以临阵脱逃为名，杀死于徐州。因酷爱京剧、相声，被人称为“京剧主席”、“相声主席”。
16.醴泉寺，位于邹平县长白山下，南北朝时建立的禅宗丛林，为宋朝名相范仲淹读书之所。
17.蒋百里，钱学森先生的岳父，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曾任陆军大学校长，乃是“持久战”理论的首创者。
18.七星岩，桂林市著名溶洞景区，以雄伟、变幻莫测，玄妙无穷著称，隋唐之时便是著名风景名胜。
19.周村，山东省淄博市市辖区，明、清、民国时期北方商业重镇，鲁商发源地，《大染坊》、《旱码头》、《一马三司令》等艺术作品原型的发生地，《聊斋志异》的诞生地，瑞福祥绸缎庄的发祥地。1904年与济南、潍县同时开放为商埠。现留有古商城景区一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