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婚姻到了中年，发现他是性无能，作为妻子的你，会怎么操作这个爱情呢？有的人选择离去，有的人却默默留下，下面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人到中年的他走出围城，儿子判给了前妻。再婚后，妻子很想为他生一个孩子，但总不能如愿。双方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的“生育能力受限”。
气愤之下，他把前妻和已经上大学的儿子告上法庭，要求确认与儿子不存在血缘关系。令他吃惊的是，亲子鉴定结果却表明两人是生物学父子。但他怀疑有人在鉴定上做了手脚，为了说明儿子不是自己所生，他四处证明自己“性无能”，要求法庭再审，并不停上访，闹得众叛亲离、四面楚歌……
儿子已上大学，再婚父亲忽然怀疑儿子的来历
张子莫是湖北某学院的学生，多才多艺的他身高1.78米，长得阳光帅气，一入大学校门就被选为学生会干部，在同学当中很有号召力。
2004年5月的一天，张子莫忽然接到母亲王玲的电话，说与母亲已离婚多年的父亲要求与他做亲子鉴定。
听到这个消息，张子莫如遭雷击，脑袋里“嗡嗡”作响。对于父亲，他有太多的怨气：从小，父亲就很少给他父爱；父母离婚后，父亲对他关心更少了。母亲为了他没有再婚，独自一人含辛茹苦地把他抚养成人。即使这样，他认为父母之间的事是上一辈的私事，与他没有关系，仍然像敬重母亲一样敬重父亲，没想到，父亲竟然要做亲子鉴定，这是侮辱母亲的清白，更是毁坏儿子的声誉，天下竟有这么糊涂的父亲！
愤怒之下，张子莫一口回绝了：“他不想认我这个儿子，我还不想认他那个父亲呢，我拒绝鉴定！”
母亲还想说什么，张子莫“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泪水顺着他的面颊流了下来……
张子莫的父亲名叫张玉松，是湖北省荆门市一家公司的内退员工，今年49岁。张玉松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荆门大学的教授，1.8米身高的张玉松长得一表人才，27岁那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荆门市一名幼儿园老师王玲。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就结了婚。
1985年8月12日，张子莫出生了，全家人开心不已。然而，张玉松一次外出应酬后，夫妻间和睦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天，邻桌有一名妇女说王玲当幼师之前是花鼓剧团的演员，曾与别人谈过恋爱，有过暧昧关系。
有这件事闷在心里，张玉松看王玲处处别扭，但又不好说出来。王玲是幼儿园老师，荆门市某行政单位干部郑林的孩子就在她的班上，因为这个原因，郑林经常来张玉松家串门，与张玉松称兄道弟。没想到，有人告诉张玉松，说郑林与王玲一直有染，张玉松气得头都大了。他认为妻子婚前有什么不检点，都可以原谅，婚后还这样，就是对他不尊重。可除了传言，他没有什么证据，只好闷在心里发火。
1989年初，几个同事在一起聚餐。有个同事和张玉松开玩笑，说王玲那么漂亮，要把家守好，防止别人乘虚而入。同事本来是想恭维他老婆长得漂亮，孰料，张玉松却从这句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大家都知道了王玲有婚外情。他感到颜面顿失，对传言越加笃信不疑。
从此，他与王玲分床而居，一连几个月不与她说一句话。他还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叱骂王玲有作风问题。王玲总是向他解释，不要听信别人谣言，可他根本不给王玲辩白的机会，王玲因此彻底冷了心。
1998年7月，王玲与张玉松协议离婚。儿子张子莫判给王玲抚养，张玉松同意每月付抚养费150元，直到儿子18岁止。
张玉松与王玲离婚后，双方过了一段平平静静的日子。几年后，张玉松再婚了。这份平静也从此消失。2003年，张玉松与有离婚史的刘梅结了婚。刘梅时年30多岁，此前跟前夫生过一个孩子。她很想跟张玉松再生个孩子，可奇怪的是总不能怀孕。
两人来到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问题出在张玉松身上，医生说他的生育能力比较弱，需要治疗才能达到正常生育的能力。
得知检验结果，张玉松怀疑是医院检查有误，因为儿子张子莫已经18岁了！于是，他和刘梅又来到荆州市中心医院检查，结果还是“生育能力受限”。他俩不死心，又前往武汉市仁爱医院、北京大学附属某医院检查，结果依然如此。
张玉松终于相信自己确实没有生育能力了。那么，张子莫是谁的孩子？这个疑团终日盘旋在他的脑海。回想起离婚前对妻子的怀疑，张玉松固执地认为张子莫一定不是自己的亲生子。他愤怒不已，气冲冲地找到王玲，质问她到底是跟哪个男人生下了儿子张子莫。
王玲坚决否认，愤怒地说：“你现在生育能力受限，不能代表你18年前就不能生孩子！你侮辱我不要紧，你敢侮辱儿子，我跟你拼命！”
然而争吵并不能辨明是非，张玉松要求做亲子鉴定，以确认他与张子莫之间是否有血缘关系。
王玲气得流下了眼泪：当年，就是因为张玉松当众侮辱她，她才与他离婚。没有想到事隔这么多年，他仍然不放过她，竟然拿儿子开刀旧事重提。如果她同意去做亲子鉴定，这不等于承认他对自己“出轨”的指责吗？因此，她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
见前妻不愿做亲子鉴定，张玉松认定前妻心虚了，更加认为儿子根本不是自己亲生的。于是，他隔三差五就到王玲的工作单位和家里吵闹，要求王玲赔偿他对张子莫的抚养费和精神损失，以讨回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
一时间，同事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王玲在单位根本无法抬头做人，如果不去做亲子鉴定，她感到自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万般无奈，她只好给儿子打电话商量，希望他跟张玉松去做鉴定。
没想到，儿子一口拒绝了。儿子已成年，拒绝是儿子的权利，作为母亲，王玲也不能强迫儿子做他不愿意做的事。于是，她再次坚决拒绝张玉松的要求。
“父子之战”开打，亲子鉴定结果也遭遇怀疑
见协商不成，张玉松将王玲告上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他与儿子之间无血缘关系，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
接到法院的应诉通知，王玲气得晕了过去，她没有想到张玉松会来真的，这不仅侮辱了她，玷污了儿子，还给他自己硬戴了一顶“绿帽子”！
张玉松的妹妹张玉莉是荆门市一家医院的医生，她对哥哥说：“我是一个医生，对遗传问题有点研究。侄儿的身高、长相跟你很接近，而且连一些鲜为人知的习惯和小动作都是一样的。不需要鉴定，我就知道他是你的儿子，你何必把屎盆子朝自己的头上扣？连累我们整个家族都蒙羞呢？”
接着，妹妹耐心地跟他解释，“生育能力受限”只是指生育有很大难度，并非完全没有生育能力。你现在年纪大了，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而且症状或许比过去严重，所以迟迟不能与刘梅生育孩子是非常正常的。然而，张玉松根本听不进妹妹的劝告。
没办法，王玲只好求助张玉莉来做儿子的工作。2004年5月上旬，张玉莉给侄子张子莫打了电话，希望他能够理解妈妈的难处，就当是为妈妈牺牲一回，给妈妈一个清白。姑姑这一席话，说得张子莫泪如雨下，他更加憎恨父亲，但为了母亲，他还是违心地答应与父亲进行亲子鉴定。
当月，法院委托湖北省公安厅技术处对张玉松和张子莫进行亲子鉴定。取样的那天，张玉松及妻子刘梅、王玲和儿子张子莫一同来到公安厅技术处，在有关人员见证下抽取了血样。
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张玉松已经对儿子不是自己的深信不疑，开始找人计算王玲应该赔偿他多少钱。
5月13日，鉴定结果出来了：张玉松是张子莫的生物学父亲。
张玉松根本不相信这样的鉴定结果，认为检材被掉了包，要求重新鉴定，并说自己决不做顶缸爸爸，不能白为别人养儿子，王玲必须为她的“出轨行为”付出代价！
证据确凿的科学依据摆在面前，父亲还要否认自己，张子莫愤怒了！他认为父亲太无聊了，拒绝再次进行亲子鉴定。
没过几天，张玉松夫妇赶到王玲家里闹事，高声诋毁王玲的人品。因为被张玉松闹得无法生活，王玲只好再做儿子的工作。为了伤心的母亲，张子莫同意再进行一次亲子鉴定。不过，他提出了条件：如果再次鉴定的结果仍然是父子关系，张玉松必须拿2万元供他上大学。当时，张玉松不同意，鉴定的事只好作罢。后来，刘梅愿意拿出私房钱来支持丈夫，张玉松又改变了主意。
2004年8月12日，为了防止张玉松反悔，张子莫与张玉松在法官见证下，签订了一份协议。内容是：张子莫同意再次做亲子鉴定，鉴定机构由张玉松选定三家以上，张子莫临时抽签决定。如果鉴定的结论表明两人具有亲子关系，张玉松须当场付给张子莫上大学的费用2万元；如果鉴定结论表明不具有亲子关系，张玉松将通过法律手段主张自己的权利。同时还规定，去异地鉴定的差旅费、鉴定费由张玉松垫付。
最后，双方确定在广东省公安厅做亲子鉴定。为了慎重起见，东宝区法院派了两名法官一同前往。第二天，张玉松、刘梅夫妇，王玲、张子莫母子，在两名法官陪同下，前往广东省公安厅技术处做鉴定。
正当技术人员准备抽取血样时，张玉松又提出了新要求：抽取的血样他也要保存一份。他要送到北京再鉴定。这话的含意很明确：还没有鉴定，他已经不相信广东省公安厅的鉴定结果了。那鉴定还有什么意义？张子莫当即断然拒绝张玉松的这一要求：“你保存一份样本，谁知道你会做什么手脚？”双方僵持不下，当天的鉴定只好取消。
第二天早上，张玉松夫妇扔下张子莫母子和两名法官，一走了之。
2004年11月15日，法院开庭审理，认为，张玉松提供的精液化验数据是在张子莫出生近20年后所做试验的结果，不能真实地反映他20年前的生育能力；张玉松以此怀疑与张子莫的亲子关系证据不足；张子莫与张玉松已经做过亲子鉴定，结论为双方具有亲缘关系。法庭予以采信，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张玉松不服，上诉到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不料，中院同样驳回了他的上诉。
败诉之后，张玉松并没有罢休。为了找到更有力的证据，他开始寻找郑林家。张玉松妻子刘梅找到郑林的弟弟，指着张子莫的相片说：“你看像不像你哥哥？”对刘梅这般无理取闹，郑林弟弟哭笑不得，应付着说：“如果是郑家的孩子，我们会负责！”
然而，这句话经过刘梅转述后，张玉松便认定郑家承认了张子莫。
诉讼上访不停，执着“追求”一顶绿帽子为哪般
2005年4月，张玉松到设在北京的中天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生育能力评定。4月12日，中天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结论：张玉松因腮腺炎呈阳性、阴茎包皮长、生殖道感染等情况，致其生育能力受限。
拿着这个结果，张玉松于2005年6月6日再次走进了东宝区法院。这一次，他把前妻王玲、儿子张子莫一同列为被告，要求法院确认自己与张子莫不具有父子关系，并追讨抚养费和精神损失费。
2005年9月，法庭即将开庭。但是，负责此案的审判长、东宝区民事审判一庭庭长周伙明却心情沉重，认为一对20年的父子，不该闹成这样。于是，他找张玉松谈话，想劝他撤诉。
周庭长推心置腹地说：“如此费尽心机想证明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你究竟是什么目的呢？儿子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再证明儿子不是自己亲生，对你、对儿子有什么好处？”
张玉松说，儿子确实不是他的，他长得像郑林，他不愿意做一个顶缸父亲。周庭长说，我看你与张子莫长得很像，都是近1.8米的个子，一看就是东北汉子，而且还有亲子鉴定。但是周庭长无法说服张玉松，他又找张子莫谈话。张子莫明确表示，他痛恨那个“精神偏执、无聊透顶的父亲”。
2005年9月22日，荆门市东宝区法院经开庭审理，认为，张玉松出示的证据，仅能证明张玉松现在生育能力受限，但不能证明张玉松完全不能生育或者第一次结婚时不具备生育能力。张子莫已满20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不同意重新进行亲子鉴定理由充分，法院予以支持。结合湖北省公安厅的鉴定书，可以认定张玉松是张子莫的亲生父亲，法官依法驳回了张玉松的诉讼请求。
张玉松不服判决，再次上诉，荆门市中院再次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2006年4月13日，张玉松再次来到北京，请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对他的性功能进行鉴定。鉴定意见是：张玉松存在原发性勃起功能障碍(器质性)。他认为，既然是原发性的，那就说明他一直生育受限，足以与湖北省公安厅的亲子鉴定相抗衡。
2006年6月6日，张玉松以“原亲子鉴定结论不应被采信，被告人不同意鉴定应视为妨碍举证，依法推定原告人的主张成立”为理由，向荆门市中院申请再审。
荆门市中院却驳回了他的再审申请。至此，通过司法途径，张玉松已无法实现证实张子莫不是自己儿子的愿望。不久，他又找到了新途径：上访。
从此，张玉松、刘梅夫妇一起奔走于湖北省人大、全国人大等单位“喊冤”。刘梅穿着自制的喊冤服，到有关机关上访。因为她的行为干扰了机关工作，两次被有关部门带回了荆门。
2006年8月18日，全国人大办公厅将张玉松的上访，批复给湖北省人大处理。但是，有关部门审查认定，该案的两审判决并无不妥。
张玉松的母亲为儿子的行为伤透了心。她已经三年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了。她对女儿说，我没有想到你哥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作为一个教授，教书育人一辈子的耻辱，以后任何时候，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他的事。后来，因为张玉松不停地上访，有关部门需向他母亲调查。她对调查人员说：“我作为一个教授，教儿无方，给各级组织添了麻烦，对不起！”
张玉松不愿意承认张子莫这个儿子，而张子莫也不愿意有这样一个父亲。虽然，亲子鉴定和法院判决都认定他是张玉松的亲生儿子，张子莫却四处打听，能否向法院起诉解除他与张玉松的父子关系。
然而血缘关系在法律上是无法解除的，不管他对父亲有多么怨恨，他仍然是张玉松的儿子，这一点是永远不能改变的。
2006年11月初，记者在采访该案时，张玉松的妻子刘梅说，在打官司初期，张玉松曾要求王玲赔偿他3万元抚养费，他就撤诉，但王玲拒绝了。现在，官司打了两起两落，仅律师费就花了6万余元，如果再加上鉴定及进京上访的费用，他们为此花了10万多元。而张玉松早已在单位办理了内退，经济拮据，目前靠刘梅的私房钱生活。官司打到这个地步，是他们也没有想到的。现在他们只有上访，寄希望于上访来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
张玉松不断地上访，让有关部门很是头疼。有关部门只好回头做张子莫的工作，希望他再一次满足他父亲要求。张子莫招架不住了，同意与张玉松进行第三次亲子鉴定，但是他提出一个条件：为了让张玉松知道无理取闹的代价，他要张玉松先拿10万元打入他个人的账户，再进行亲子鉴定。他说，这10万元并不能买回他母亲的清白、他个人的声誉，这只是给张玉松一个警示。否则，一切免谈。
张玉松根本拿不出这10万元钱，也不会停止上访。这场父子之间的战争，不知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记者在查阅该案资料时，发现该案审判长周伙明法官在“法官后语”中，有这样一段动情的话：
本案中，父亲请求确认儿子不是亲生，儿子征询能否解除父子关系。可现状是，儿子大学在读亟需资助，母亲倾力抚养独木难支，父亲经济拮据却官司耗费不菲，此情此景怎不令人扼腕长叹！‘父养子小，子养父老’，亦是人伦天理，何况父亲已不再年轻，儿子成材在望，纵有千千心结，毕竟血浓于水，双方能否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亦是本法官的心愿。
可惜的是，周伙明法官善良的心愿落空了！
是什么原因让张玉松执着于打这场官司？是信任缺失，还是想要金钱？张玉松的内心，无人能懂，但是此案留给人们的思索却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