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来的所谓“民国热”中，对民国大学的教育状况的评价，存在一个倾向：民国大学已渐被建构成一种“学术盛景”。如有人称民国是中国大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政府尊师重道、大学教师待遇优渥、学术成就极高，甚至以此来对比当今的大学教育。其实若拂去那层“一厢情愿”的心理包装与人为建构，民国大学教育的真实情形未必会令人满意。
“教授治校”为何戛然而止
北京大学是北方高校中当之无愧的执牛耳者，也是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唯一隶属于教育部的大学，堪称民国新式教育理念的“实验田”。自1917年始，蔡元培执掌北大，力推“教授治校”模式，时任文科教授的沈尹默也向他提议：“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蔡元培先后主持制定了《北京大学各科教授会组织法》《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等一系列具体规定，建章立制，完善制度。不惟如此，蔡在北大还努力营造一种民主平等的气氛，使师生之间、教职员之间无隔膜，没等级差别。蔡曾在出国话别会上说：“现在校中组织很周密， 职员办事很能和衷，职员与学生间也都有开诚布公。”这种“集思广益、开诚布公”的民主氛围，既是拜“教授治校”模式所赐，又利于该模式推行。正因蔡氏的实践颇见成效，引起各大学纷纷效仿。清华设立校级教授委员会，东南大学确立教授会制度，复旦大学成立由教授主导的“行政院”，名称不同，实质皆较为接近。教授治校，自然形成一股抵御行政权力干预的力量。
不过为何这看似良好的模式数年后却戛然而止？其中关键原因便是该模式与中国实情多有扞格不入之处，终陷入困局。真正实现教授治校，需要政府、校长、教授、学生等群体协力合作，其中政府与校长的态度尤为重要。当获得政府认可的校长与教授们步调一致时，教授治校便可以起码在表面上实行起来，否则将陷入困局(由此也可以看出民国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人治”的色彩)。1930年底，被视为蔡元培得意门生的蒋梦麟卸任教育部长，再次掌舵北大，公开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办学方针，“教授治校”的潮流就此退却。其实，他国再好的教育理念，都面临一个与本国实情相接榫的问题。
大学教师待遇一直优渥吗？
极其出人意料且令人十分尴尬的是，作为部属重点大学，北大居然常常闹钱荒，根子就在教育部。彼时教育部可谓典型的弱势部门，经费短缺是家常便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北大自然跟着受穷。上世纪20年代，很多北大教授、学生赴政府抗议示威，并非次次都秉持什么“崇高的主义”，而是为了实实在在的吃饭问题。更加窘迫的是，因为囊中羞涩，教育部不时拖欠北大的电费与水费，导致学校随时面临断电之虞，且游泳池常年没有水。到了1926年，连教授们的工资发放，北大都已不能保证。比如青年教师顾颉刚此时之窘境，真称得上是山穷水尽。这一年其“在两个多月之中只领到一个月的一成五厘，而且不知道再领几成时要在哪一月。友朋相见，大家只有皱眉嗟叹，或者竟要泪随声下！”迫于无奈，顾氏只好南下厦门，改换门庭谋生。蒋梦麟在《西潮》里也说：教授“通常两三个月才拿到半个月的薪水。他们如果示威，通常就可以从教育部挤出半个月到一个月的薪水”。
有财政不景气的部，当然也有殷实有余的部。比如当时外交部、交通部便油水颇大。清华大学隶属外交部，不仅学校经费充裕，可以堪称“任性”地挖其他名校墙脚，延揽人才，而且教师、学生出国深造机会也是多多，故很受时人青睐。民国上海滩有句时髦语，叫做“金饭碗、银饭碗、铁饭碗”。“金饭碗”指银行，“银饭碗”指海关，“铁饭碗”则指交通部。该部负责兴修铁路，自然财大气粗，其下属的交通大学亦惹人艳羡。首先，交大特别强调英文教育，课本一水儿的外文理工科教材;其次，校长唐文治胸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注重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中西学问皆不偏废，且不愁银子问题，交大自然成为许多江浙师生的首选。
名校背后的教会与官绅势力
燕京大学与辅仁大学是北方教会大学之重镇，南方教会大学则主要分布于沿海及长江流域，这实与基督教会早期的传教策略有关。无论燕大、辅仁，还是南方的圣约翰大学，其办学对象多为租界里或者富裕的资产阶层、工商家族，于教授知识之余，同时布道传教。拥有西方背景的教会大学，其校规较之国内一般大学，要更为严格。钱穆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曾欲更改学生考试分数，被校方拒绝。主事者讲明学校无此前例，并说：“此乃私情。君今不知学校规定，所批分数乃更见公正无私。”钱颇为不满道：“余一人批分数即余一人之私，学校乌得凭余一人之私以为公！？”虽然钱穆终得以索回考卷，另批送校，但经过此事，他方体悟到燕大近乎严苛的游戏规则：“始觉学校是一主，余仅属一客，喧宾夺主终不宜。然余在此仅为一宾客，而主人不以宾客待余，余将何以自待。于是知职业与私生活大不同，余当于职业外自求生活。此想法为余入大学任教后始有”。
私立大学多由官绅创办，其中南方最著名是创办于清末的中国公学与复旦公学(可视为大学之前身或雏形)。中国公学是留日学生在1904年时，因抗议日本政府对待中国学生的不公政策，愤然返回上海而组织建立，其最著名的人物非胡适莫属。复旦公学则在1905年从震旦公学分离而出，经费靠江苏巡抚衙门划拨。辛亥革命成功后，经费反而断绝，复旦因之停顿关门。后来复旦得以复校，与两个人密切相关。一是校长李登辉(近代教育家，非台湾地区前领导人)，他的一大功劳便是四处筹得资金，比如说服了南洋烟草公司、中南银行等入股。另一位则是青帮大哥杜月笙，每当复旦遭遇危机，他皆能从人脉、财力等方面施以援手，因此成为校董会董事之一。与复旦类似，北方的私立大学亦步履维艰。南开大学虽贵为名校，但囿于私人背景，经费时常捉襟见肘。据南开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何廉回忆，起初依靠“捐款收入、基金捐赠和私人资助维持住局面”，“这里薪金水准很低，却起码可以按时如数照发”。然而随着每位教师学术研究的推进，经费需求愈发强烈，而南开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加以支持，于是不少知名教授纷纷转投他校。何廉认为这实是无奈之举，“他们曾忠诚地为南开工作过，薪水刚够维持温饱，很难有积蓄，而他们地家庭规模越来越大，开支日益增加，他们趁机到其他有关机构就任报酬更丰厚地职务也是理所当然的”。可见无政府作为稳固的财政支撑，是众多私立大学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最大瓶颈。
称之“盛景”是以偏概全
民国大学教育版图与实况，可谓前浪与后浪并涌，背景复杂，犬牙交错，问题亦多，有得亦有失，难称“盛景”。民国的大学教师，既有薪金优厚者，也有屡遭欠薪、难以糊口者;民国的诸所大学，既有提倡学术自由、精神独立者，也有与政治、宗教、社会势力联系紧密，甚至依靠后者才能勉强生存者;民国大学的成就，多集中在历史、哲学、文学等中国已有上千年积累的人文学科，而在物理、化学、生物、机械等新兴理工学科方面，则乏善可陈。我们应当看到，民国时期中国的识字率大约在10%至20%，这些识字者中，能上大学的可谓凤毛麟角，其家庭出身可想而知，称之为“贵族的教育”亦不为过。民国大学教育的确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那仅是局部现象，远远没有惠及最广大的基层民众，更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研究历史，应当以真实、客观、全面为基本原则，倘若以偏概全，甚至借题发挥，实在不是求知求实的态度。
整体而言，此时期的高校教育一直处于向现代学术体制转型中，呈变动不拘的态势。但毕竟千川百流，同入大海，众高校一道构筑了民国时期盛衰枯荣的教育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