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朝鲜王国咸镜道、平安道的边民数十人带着刀枪、鸟枪偷渡鸭绿江，在三道沟(今吉林省临江市境内)一带与清朝士兵发生冲突，枪伤驻防协领勒楚等多人，朝方1人中箭死亡、数人受伤。
这次冲突的规模很小，双方的伤亡也很少，却引发了康熙皇帝的强烈反应。
清廷接到事件报告后，立刻由礼部发文，责成朝鲜政府迅速将人犯捉拿归案，等候北京派人审讯。随后，清廷下发敕书，以皇帝的名义通告朝鲜，上国将派遣查使，也就是专案组和朝鲜国王一起审讯犯人和该管的地方官。
最为严厉地是，康熙的敕书点名要追究朝鲜国王平日里疏忽边防的罪责，并要“专案组”察议国王。这一处理，在以往的边民越界事件中，非常罕见。往往是清朝礼部咨文提出“察议”国王，再建议皇帝加恩“免议”。
朝鲜君臣期待中的高举轻放没有出现，只好在恐惧中严惩本国官民。
朝鲜国王派出2名文官为按核使，到鸭绿江沿岸地区搜捕犯人，前后抓捕入狱达数百人，押送至汉城(当时的朝鲜首都，今首尔)的也有近百，犯人越境处、原籍处地方官纷纷被捕，从郡级长官、军事主官，到道一级的官员，基本上一勺烩送解汉城候审。
另有部分官员先行自尽，如默许边民偷渡的厚州军官、土兵及佥使先后自杀。
朝鲜君臣对此并不在乎，他们更关心的是国王会不会“奉旨受辱”，干脆采取了拖字诀，先是以国王患病为由，要求免除郊迎礼，这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明清时期，朝鲜作为排名第一的藩属国，在上国派“天使”来到汉城城西的迎恩门时，要扎结彩黄帐殿，设黄屋、龙亭、香亭于帐殿正中，鼓乐齐鸣，国王穿全套朝服率宗亲、百官在迎恩门内向“天使”鞠躬迎候。
待将敕书供奉龙亭之后，国王才可与“天使”一同穿过迎恩门到王宫完成迎接大典。这就是全套的郊迎礼。
怕当众挨骂，国王托病拖没了郊迎礼，朝鲜君臣又到“慕华馆”勾兑国王不参加“会审”，其中花了多少钱贿赂咱无从知晓，只知道清朝使臣坚持要求，审讯的最后一天，国王一定要出现。毕竟康熙皇帝有明文要求，再打马虎眼，就是拿自己脑袋开玩笑了。
朝鲜肃宗李焞虽然不情愿出场，对于犯人的定罪主张却非常坚决，提议施放鸟枪的6名主犯处斩、妻子为奴;其他越境者19人处死;地方官分别处以革职流二千里、降等二级或五级，清使满意之余，要求国王拟定一份“谢罪书”上交康熙皇帝。
朝鲜的大臣们很给力，觉得国王写这个东西像供状，太丢脸，请求处罚他们个人以换取国王的面子，清使退而求其次，允许国王口头谢罪。
朝鲜肃宗说：
“非敢有一毫漫忽之心，而事至于此，莫非禁令不严之致，今奉皇敕惶悚罔措。”
国王谢罪，这事儿该完了吧？
不好意思，没完，清廷还勒令朝鲜国王罚银2万两，朝鲜右议政(相当于右丞相)郑载嵩为首的三使臣上书抗辩处理过重，遭到清朝礼部的迎头痛击。
第二年的清朝礼部咨文，在康熙皇帝的授意下，历数朝鲜的诸多“罪状”，直斥朝鲜“主弱臣强”，并将三使臣抓捕后，押送朝鲜要求重处。
清廷对朝鲜君臣的反复打脸，令其屈辱不堪，肃宗甚至认为这是“丙子胡乱”(1636年，清军12万攻入朝鲜，逼其称臣)以来从未有过的侮辱。
然而，站在清朝的角度来说，这却是一个里程碑事件。
自顺治元年(1644年)入关之后，整个东北仅余八旗官员103人，士兵1500人，鸭绿江、图们江沿岸的边界地区更是人烟稀少，朝鲜官民的越界行为近乎肆无忌惮，杀人越货事件也屡有发生。
经过“三道沟事件”对朝鲜政府的严厉惩戒，使其自觉对边境军民进行约束，保障了边境线的大体稳定，令“窃地”这样的行径，直到甲午战争前后，方才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