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84年前的那一天,9月18日或许会成为许多人挑选的“幸运日”。但是,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它却成为我们永远的“国耻日”!
84年过去了,柳条湖那段陈旧的铁轨,早已被先进的高铁路轨取代,但当时的爆炸声仍回响在耳,曾经的伤疤仍隐隐作痛。
苦难的何止是那一天,长达14年的抗战算下来是5000多天!中国自此付出的是伤亡3500多万人的惨重代价!那一天炸毁的何止是几根枕木,而是让中国现代进程的列车再次脱轨!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几个中下级军官秘密策动的,看似有一定的偶然性,实则有着必然性。侵略者蓄谋已久,早欲吞下“满蒙”这块嘴边的肥肉。至于哪一天动手,不是这个日子就是别的日子。对于弱国而言,只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力。
历史不容假设,所以才留下那么多遗憾。日军挑事的不过是一个180人的中队,而北大营驻扎着一个几千人的旅;日军攻打锦州,20万东北军一枪不放全部撤进山海关。距柳条湖爆炸不到12小时,沈阳陷落,日军付出的伤亡仅为24人;同年12月底,不到3个月时间,东三省陷落。一个中队对一个旅,1万对20万,面对这样的兵力对比,许多人多年后仍发出锥心泣血之问:如果中国军队当时奋起抵抗,结果会怎样?
但冷静想想,战争胜负仅仅取决于兵力的对比吗?仅仅取决于将帅的意志决策吗?非也,战争从来都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当时之中国,列强捅刀子,屈辱条约一个接着一个;自己动刀子,连年军阀混战,可谓内忧外患,贫病交加,不是睡狮,而是病狮,至少是一只伤痕累累的狮子,惟剩庞大的躯壳而已。
1935年,长居山东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凯瑟琳·汉德,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真希望你们能感受一下这片被遗弃之地的落后气息。此地离海岸线仅仅75英里,但其萧瑟却恍如《圣经·旧约》中所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已经成为全亚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并在日俄战争中一举打败了欧洲强国俄罗斯,从亚洲强国跃升为区域性帝国。
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1924年,孙中山曾在神户发表演说,表达了实行亚洲联合的美好愿景,在东京政界却受到冷嘲热讽: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协作,而是由强国主宰。如此看来,即便九一八的历史可以假设,东北军或可改变一役的结局,或可推迟战争的爆发,但阻止不了日本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减轻不了中国必须为之付出的惨痛代价和巨大牺牲。这是残酷的战争辩证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或许,比这些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亚洲战场死死拖住80万日本侵略军的中国,却在胜利之日几乎成了“被遗忘的盟友”,许多应得的权益没有得到,比如归还香港、归还钓鱼岛等。战时美国甚至流行一个笑话,蒋介石名字的英文发音被念成“兑现我的支票”。因此,蒋介石愤懑地写道:“我确信美国的政策只不过是居心叵测地利用我们。”胜利了还是靠边站,证明中国还是很弱,没有足够的谈判砝码。
中国梦助推强军梦,强军梦支撑中国梦。为什么我们的梦里有一个“强”字,一是因为弱,我们承受了100多年的屈辱;二是说明我们现在还不够强,是大国而非强国。今天,我们重温历史,重揭伤疤,就是为了永远铭记,只有国家强、民族强、军队强,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让每一天都是人民的“幸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