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在台湾的宋美龄，在时运不济之下，其个人生命中充斥着诸多的忧郁和无奈。这样的人生际遇，以历史的脉络而言，源于个人立场、理念与时代潮流的相悖;从个体的人生轨迹观察，其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卷入蒋介石身后的政治权斗漩涡，更昭示了依附而非掌控权势的女人的宿命。当然，这些跟她的性格都有着不能忽视的关系。
优雅背后的强悍
在气质优雅的背后，宋美龄有其性格强势以及因此而凶悍的一面。
她的美国私人保镖及保镖女儿对此深有体会。他们回忆说，最让保镖头疼的就是教宋美龄开车，在她的眼里，没有交通规则，更不会避让行人。她的理由是：这是属于她的路，所有人都应该给她让路。于是，宋美龄开车，总是横冲直撞。
她曾经打过台湾驻美代表一记耳光，就因为她不能允许后辈在她面前亮出“中华民国驻美代表”的身份与她辩争。她见不得其他女人继她之后坐上“第一夫人”尊位，据说她曾讥讽“那个小脚女人怎能坐到我的位子？”对于蒋介石逝世后她的地位尊严，也是极力维护，坚持其任何待遇不得降低。
这样的宋美龄，的确让人惊诧。如果不是骨子里的东西作祟，谁能口出如此狂言？做得如此狂妄？她的强悍当是来自美国张扬个性、自我的自由主义文化的自幼熏陶，来自丈夫长期的宠爱乃至溺爱，来自她因“第一夫人”的身份而长期享受的最高礼遇和最广泛的尊敬，来自她长期参与国是并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而形成的高度自尊。总之，她强势到凶悍甚至霸道的言行举止，无疑来自其优越感、自信心，而她的优越感、自信心应该是超乎寻常的，某种程度上，其优雅风度实际上是傲慢的变妆。
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她对理念的不懈坚持上。她坚持自己的理念不做任何调整，从心理意义上讲，也是另一种不能允许、绝不承认失败的表现。她终生反共，就因为她“爱”她的“中华民国”，她为“中华民国”投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情感，她以“艰苦卓绝”形容蒋介石“捍卫中华民国的一生”，这何尝不是描绘她自己？她早与“中华民国”血肉相连。因此，对中国共产党，她充满敌意。她发话，在大陆情势没有完全改变之前，蒋、宋、孔家人谁也不要归葬大陆。她祭奠父母也是借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夫人严卓云去上海的机会，请她代为向上海宋家墓园内的双亲墓地献花。作为与她感情深厚的张学良，生前终究没有回到大陆，诸多因素之中，是否也有着一份对她的迁就、顾念呢？得知宋庆龄病危，她坚持不赴北京探望，连让宋庆龄赴美治病的家书中，也不肯署名，只以“家人”落款，其反共意念之坚强由此可见一斑。
对大陆的和解善意，她也从来冷拒。1982年7月，廖承志给蒋经国发表了公开信，呼吁蒋经国、国民党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抛弃国共恩怨，为国家统一贡献心力。三周后，在以宋美龄名义公开发表的回复信中，她不仅继续进行反共宣传，而且以长辈之尊要廖承志“投诚”台湾。
“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回顾两岸关系的沧桑历史，重读廖承志的信件，狭隘的意识形态之争，让宋美龄失去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的历史契机，而她的政治价值也只能在“给夫人祝寿”的借口中，沦为李登辉当局进行台美“秘密外交”的工具，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挥之不去的“中华民国”情结
宋美龄多次卷入台湾政争，不能不说是出于对“中华民国的爱”。她认为，要捍卫、延续“中华民国”，蒋经国的接班人就必须是对“中华民国”绝对忠诚之士，她希望接班人是她信得过的人。因此，蒋经国接班后，不仅台美“断交”让宋美龄对蒋经国的“外交政策”相当不满，特别是实行民主改革后，她更有了对蒋经国布局身后接班人选的异议，有了对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的怀疑，有了对党政人士安排的介入，由此引发了一场国民党内的接班风暴。
据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回忆，蒋经国身后的党主席一职，按国民党惯例应该是由继位“总统”李登辉兼任的。因此，1988年1月，国民党中央也是以此惯例来运作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一事的。在达成党内共识的基础上，党中央完成了中常委们的联署，并决定27日在中常会推出这封由李焕督军、俞国华领衔、全体中常委联署的联署书。鉴于宋美龄时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的首席主席，24日，李焕向宋美龄报告了此事，并将国民党中央的提案让宋美龄过目。不料，25日，宋美龄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李焕，虽然未明说反对李登辉代理党主席，却要求按党章规定，在5个月后的国民党“13全”会上再作决定;而“13全”召开之前，由中常委轮流代行主席职务主持中常会。26日，宋美龄又让蒋孝勇打电话给俞国华，要求暂缓李登辉代理党主席案。这让李焕、俞国华相当为难，出于顾念与宋美龄的旧情，遂有心缓办，以求周延。但消息传开，副秘书长宋楚瑜先是在中常会前向李焕、俞国华强力表态提案不宜推迟，继之在中常会上激进表态，质疑俞国华的“犹豫不决”，并表示“非常失望”，断然离开会场。随后，中常委们跟进发难，一一主张维持原案，俞国华不得不顺势而为，通过李登辉代理主席案。事已至此，宋美龄只能放手。
因为“爱中华民国”，宋美龄终生反“台独”。2000年岛内“大选”，她认可连战的人品、能力、政策，担心民进党“台独”执政葬送“中华民国”，担心宋楚瑜分票让民进党得利，于是在美国签署一纸亲笔信函寄给国民党，支持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萧万长竞选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这对国民党基本盘是个极大的鼓舞。连萧竞选失败后，连战誓言进行党务改革，重新奋起，她以实际行动表态支持，参加党员重新登记，并一次缴足1万元新台币，成为终身国民党党员。
终未跳出个人的局限
宋美龄在台湾政坛施展不开，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则她的权威是靠着“第一夫人”的平台发挥出来的，这种依附而非掌控权力的状况，必然随着“第一夫人”身份的消失而快速削弱，没有了“第一夫人”的平台，在现实政治利益的角力之下，除了老部下那点情感的顾念之外，她的影响力就可想而知了。何况以蒋经国的性格、能力、权势，她如何能帘后听政、干政？
二来，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国”情结让她不能超越局限，俯览局势变迁。以她单方面否决国民党中央案、延迟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一事为例，宋楚瑜等之所以抗命不从，排除其个人前途考虑，更根本的恐怕是反国民党独裁专制。当时，开放、民主的台湾社会民意趋向已势不可挡，舆论以“新版宫廷政变”描绘李登辉代理党主席案的这场内部纷争，正是这一趋向的反映。蒋经国看到了这一民意趋势，顺应了这个趋势，宋楚瑜等也挟民意而为，宋美龄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最终只能离开台湾，远走美国，求个眼不见心静。此外，台湾与大陆长期阻隔，台湾民众，包括国民党在台培养的新生代，并不太了解国民党在大陆的历史，缺乏对她的了解和理解，也就更不在意、且更反感她的介入，不懂她的干政主要来自对“中华民国”的情感，因此反抗得便很强势。这诸多因素综合，注定宋美龄一定会在政坛权斗中受伤乃至落败。
当然，李登辉后来掀起的国民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斗争，以及其“台独”的作为，不能全从1988年的民意潮流中来解读，相反，却正印证了宋美龄对李登辉的不放心。只能说，对时代脉搏没有拿捏准，湮灭了宋美龄对李登辉的直觉的警惕，否则宋美龄应该是另一种作为吧？
政治人物必须有突破自己局限的能力，才能化危机为转机，维持政治影响力不辍。这是看宋美龄晚年在台际遇给我的一点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