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奉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政策，对黄教领袖一直礼遇有加。顺治九年(1652)，达赖五世来到北京觐见清朝皇帝，在《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中，五世达赖这样记载：“……我下马步行，皇帝由御座起身相迎十步， 握住我的手通过通事间安。之后， 皇帝在齐腰高的御座上落座， 令我在距他仅一度远， 稍低于御座的座位上落座。赐茶时， 谕令我先饮，我奏称不敢造次……”
《宫中杂档》中也有记载：“十二月……达赖上谒。上由御座起行数步，与达赖握手问候。后，上复登御座，侧设达赖座，奉温谕令登座吃茶，询起居。达赖即于座前恭请圣安，陈述前后藏情形。赏赐筵宴。由部库赏拨银九万两。”
这样看来，乾隆对六世班禅的礼遇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在下并不觉得乾隆是个糊涂皇帝。乾隆时期，清政府明显加强了对喀尔喀、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控制。雍正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
实际上，乾隆对班禅的礼遇也是同他“中外一家”的政治思想息息相关，乾隆四十六年赐给八世达赖喇嘛的金册上即言道“联抚临寰宇，中外一家，亦赖梵教广宣， 能仁普济”。朝鲜作为清朝朝贡体系中最重要的朝贡国，对清朝皇帝而言是藩臣，所以对他们“累加恐喝”也说得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