咳咳，虽然说的人不少，但是希望有人能够深入地说明一下。其实孙策袭许的结果恐怕大多数人都不会持乐观态度，但是我觉得此问题的价值在于探讨官渡之战前后的天下大势以及江东的内部局势。在下以为能够比较完整地把握这一问题的人并不会多。
作为我个人，自然也有自己的看法。俺就结合一些关于此事件的容易为人忽视的史料，随便说一下，或者说献个丑。
孙策的行事和决策的风格，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
异想天开，杀伐果决。
这种性格，算是一把双刃剑。孙策喜欢下棋，在处理自己的事业时也好冒险，喜欢下大棋。这给他带来了开创东吴基业的成功，也给他的悲剧埋下伏笔。
1。张纮的人脉以及在许县的动静
想说一个很容易被人忽视的人物，赵昱。此人被称为“徐方名士”，被二张引为师友，莫逆之交。可是赵昱得罪陶谦，最后被笮融所杀。
赵昱曾为陶谦别驾，和王朗共事，而孙策获王朗后，曾欲让张昭劝说他。
而当时在袁绍手下任事的陈琳和张纮也有不浅的交情，以至于后来有人称赞陈琳文才时，陈琳谦道：我不过是小巫耳，张纮才是大巫。
汉末流行的士大夫之间的结交之风和清谈风，以及上面种种，都表明当时的徐州名士之间来往密切，形成了一个圈子。而赵昱在这个圈子中占据着比较重要的位置。
陶谦纵容笮融，轻薄士人，间接坑死赵昱一事，得罪了以赵昱为中心的徐州士人圈子(至少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名士圈子)，恐怕也是徐州名士大量南渡的原因之一(当时南渡的徐州名士见《孙策传》二张、秦松、陈端，以及陈矫、徐奕、徐宣等，各见本传)。
《张纮传》注引《吴书》：初，琅邪赵昱为广陵太守，察紘孝廉，昱后为笮融所杀，紘甚伤愤，而力不能讨。
而孙策建安四年遣使至许，先是因为对虞翻的信赖而欲遣虞翻(即便是虞翻，也因为盛名在外与北方名士多有交往)，最后却派了张纮去，也是看中了张紘在北方的名声和人脉，所以能够在朝中很好地周旋。
而正如预想的，“少府孔融等皆与亲善”。张纮“述策材略绝异，平定三郡，风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诚，乃心王室”。这是示好朝廷，正如孙策此前一贯的做法，而张纮一直都在维护着孙策人畜无害的对外形象。
而在此前一年，王朗不愿事孙策，曹操刚将其徵走。
曹操对张纮的拉拢也是显而易见，“乃优文褒崇，改号加封，辟纮为掾，举高第，补侍御吏，后以纮为九江太守。”
曹操此举实在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张纮实际上算是孙氏集团的死忠，让这样一个人去做贴近孙氏势力，而且还掌控薄弱的淮南的太守，意欲何为。
淮南是之前袁术盘踞多年的地方，那里的袁术旧势力其实是亲附孙氏的。直到建安十四年的时候，陈兰、梅成还和孙权首尾而反叛曹操，结果五子出其三，还加上臧霸等人，才平定了这场叛乱。
如果张纮直接反叛了呢？
而张纮的反应更是匪夷所思。“纮心恋旧恩，思还反命，以疾固辞。”张纮执意一定要留在中央的原因是？九江太守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甜头了，是我我就接受了。
后来孙策死后，张纮还在朝中力保了少主上位政局不稳的江东，居功至伟。
2。刘表
谈到这时候的刘表，当然得说张羡。
孙策搞定刘勋之后顺便西伐江夏的举动，和曹操当时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四处插一脚的举动也是有关系的。曹操当时还在对付吕布，然后准备集结力量和袁绍决战，对于麻烦的南方，他的策略就是令二虎相食。
◎《讨逆传》注引《江表传》：(建安四年)策被诏敕，与司空曹公、卫将军董承、益州牧刘璋等(“等”所包含的就是张津，不过这和本话题无关，不论。)并力讨袁术、刘表。军严当进，会术死……
而《孙策讨黄祖上表》中言到“领桂阳太守行征虏中郎将吕范、领零陵太守行荡寇中郎将程普”。恰逢那时候长沙太守张羡叛乱，此表中吕范、程普去领了叛乱的荆南的另外两郡，至少说明了孙策支持张羡的态度。
后来临近官渡的时候估计是张羡及其儿子的叛乱已经被平定，刘表全胜，豪强归服。“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馀万”，“州界群寇既尽”。
而曹操这时候仍然无力南顾，于是他复授孙贲长沙太守，欲令双方继续相争。
《讨逆传》注引《志林》：是时曹、袁相攻，未有胜负。案夏侯元让与石威则书，袁绍破后也。书云：“授孙贲以长沙，业张津以零、桂。”此为桓王於前亡，张津於后死，不得相让，譬言津之死意矣。
而孙策也不笨，曹操的这个举动，其实已经示弱于人。
3。孙策
关于张纮“荆扬对”和孙策袭许的矛盾，其实没啥好指责的。
本来一个战略的提出就是基于当下局势，正如指责鲁肃没能全据长江和诸葛亮的隆中对最终没能实现一样，都是没有意义的。很多时候，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当发生大变让原先的策略变得不再合适的时候，适时改变才是重要的，而不是抱着原先战略到死。
官渡之战，千载难逢的北方内斗之时。从自身发展的角度，当然稳扎稳打为上。但是从长远来看，遏制曹操的发展势头或许更为重要？否则曹操一统北方，在当时江南开发程度、人口基数皆不及北方的情况下基本结局是注定了。这一段有点YY了，不喜可无视。
不过孙策在北方几乎没有什么有豪强支持或者民众支持的迹象(除了淮南这一块原属袁术的地区外)，所以我觉得孙策此举究竟是在开疆拓土还是纯粹就是为了在焦头烂额的曹操那里再加一锤子，难说。
从孙策本人来说，他喜欢单独一人外出的事情其实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而他喜欢一个人去外面的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喜欢思考人生。(见《虞翻传》正文)而又“恃其勇，行不设备”，最终“故及於难”。
所以只有孙权知道孙策行踪的说法其实站不住脚。而孙权那时候的官职是阳羡长，只不过有时候随军出征(还有一次单独出征，见《陈登附传》注引《先贤行状》)。孙策遇刺前后，他可能根本不在孙策身边，何以得知孙策行动？而孙策死后孙权的真情流露的表现以及仰赖众人辅佐也说明了他那时候压根没有早熟的大哥那样的政治手腕，还十分稚嫩。
所以孙权阴谋论可以休矣。
4。周瑜
其实周瑜在孙策时依然是很受倚重的，整个东吴历史上的中护军，只有周瑜一人，后面皆分为左右护军。领这个官职的人本该待在统治中心，可是孙策却留下周瑜在巴丘。而另一方面，周瑜遥领江夏太守的身份，就代表了他是孙策留在西边对付刘表的重要棋子。如果孙策真的北上，真正的威胁除了自身内部的不安定因素以外，就只剩下西边刘表。所以周瑜被外放，和太史慈、孙贲一起直接应对孙氏集团这个最重要的对手。
5。陈登
一般认为袭许说最大的疑点在于孙策袭许根本不需要经过徐州，所以也有说孙策的目的就是徐州。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一个点。。
陈登的广陵太守治射阳。射阳的位置，在广陵县靠北的地方，而之前的广陵治所是靠近江都的广陵县，那么陈登实际上是将治所北移了。
而结合《先贤行状》陈登和孙策之间的两次冲突爆发在匡奇，那么只需要看匡奇的位置，就可以知道陈登当时在哪里。由于建安十三年孙权围合肥，别遣张昭攻匡奇，于是多有认为此处或有误，因为按照一般思维，陈登为广陵太守，匡奇当在广陵，与射阳近，可是孙权的战场却在淮南。【◎谢钟英曰：《江表传》“广陵太守陈登治射阳”，孙权攻登宜在射阳，则匡琦当与射阳相近。】
可是如果认为这是陈登不在射阳，而匡奇的位置就在九江与广陵交界处附近，那么是否北上袭许和进攻陈登的路线就直接合体了？
而先贤行状后面又说，“迁登为东城太守”。临淮郡东城县的位置，大致也在九江与广陵交界附近。曹操特为陈登别立一郡，又让这位号称“遂有吞并江南之志”的太守内调，实在是让人无语，这岂不是在说曹操识人不明吗？陈登身为广陵太守，先将治所北移，又再西迁，随后直接被内调为东城太守。。。这真的像一位两次打出斩获万计的战绩的人的正常行为么。
而陈登死后，“文帝追美登功”，考虑到曹魏的诏书习惯以一报十或者连莫须有之功也常有歌颂。。。这两次战功的来历，怕是昭然若揭了。
6。曹操
这一块要注意的点我感觉太多了，怕自己说不好，静待高人吧。官渡时曹操的内忧外患，只怕不够数的。至于孙策遇刺的与曹操有关的阴谋论大家也很熟悉，也不多说了。抛砖引玉之辞，见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