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枚牙齿的论文发表后，论文上多位署名作者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在记者联系多位专家采访的过程中，有两点颇为感慨：
一是几位采访对象谦逊有礼，均不居功自傲，相反一直强调团队合作，主动推荐团队其他人员“露脸”;
二是专家团队对于论文“挑战了‘东非起源说’”等冒进说法并不赞同，反复强调科研的长期性和严谨治学的必要性，这恐怕是目前中国学界最需要的科研精神
我们从哪里来？这是人类一直试图清晰回答的“终极问题”之一。
近日，中外科学家公布了最新发现。他们联合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宣布在湖南省道县乐福堂乡福岩洞古人类遗址发现47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表明8万至12万年前，现代人已在中国华南地区出现。
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比此前发现的具有相同特征的欧洲现代人早3万到7万年，引起世界广泛关注。
成果无疑令人艳羡，研究者也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但其实，对于当事人来说，从找天上的星星到找地下的牙齿，科学研究从来都不是浪漫的事，更多是周而复始田野调查的身心俱疲，和实验室里跟枯燥数据的反复纠缠。在失败与成功的毫厘之间，对于真相和真理的渴求，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信念，是他们寻找所有秘密答案的永动机。
再续20多年前的发现
2011年10月的一天，时年37岁的蔡演军从西安出发，参加一项野外古人类化石考古的调查。目的地，是他此前所不知的湖南道县乐福堂乡。
“我一路在想，要去寻找的古人类所生存的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值得我这么折腾跑一趟。”他回忆说。
道县地处湖南、广西和广东三地接壤地带，虽说属于湖南，但距省会长沙较远，离广西更近。
这是这位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第二次参与古人类演化的考古项目。西北大学地质学专业出身的蔡演军，如今主要研究过去气候和环境变化。他的任务在这个最终囊括了三个国家、十多名主要研究人员的国际团队里十分明确——确定发掘到的化石的年代。具体工作内容用他的话说就是“找非常可靠的小石头，带回实验室里测试分析”。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考古项目呢？让时光倒流到1984年。
1984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道县文化局联合组成工作组在道县境内进行了第四纪哺乳动物和古人类化石的考察工作，在乐福堂乡塘碑村考察并发掘了一处洞穴(时称塘碑村洞)，获得24种(属)的哺乳动物化石。
这个二十多年前埋下的伏笔在2011年重启。科学家们经过考察认为，鉴于这个地方此前有如此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被发现，也有可能找到人类化石。
那年9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道县文物管理局的配合下，对这个后来叫做福岩洞的洞穴进行发掘，力图找到实证，以实现同古人类的跨时空“交流”。
出现在蔡演军面前的考古现场，是一个延伸约100米的岩溶洞穴。这让已勘察过上百个洞穴的他未觉特殊。
在蔡演军抵达道县的前一年，团队里吴秀杰、裴树文等古人类专家的工作早已展开，他们完成了对考古发掘地点的初筛，最终锁定了包括福岩洞在内的几处发现化石可能性更高的洞穴。
福岩洞保存较好，洞穴内部受到的影响有限。蔡演军开心地发现，不同发掘区域结构层次清楚，现代环境比较干燥，没有怎么受到水流的影响。这对于考古研究是幸运的事。
蔡演军在洞内取样，两三天后离开道县回到西安实验室。至此，这个项目对他依然并无特殊之处，更像是他重复若干次的科学实验。
但对于道县文物管理局的杨雄心来说，这次考古是充满希冀的新奇之旅。他全程参与了专家团队在福岩洞此后五年的考古调查工作。
“土专家”的关键建议
按照杨雄心他自己的说法，“不是文化人，更从未学过文物”。他先后做过钳工、粮库保管员，甚至一度下岗摆地摊，直至2006年“回归”县文管所，他开始接触文物考古。2009年，他还发表了考古论文。
从2010年准备福岩洞考古项目，到2011年开挖，到2013年野外发掘结束，再到后来证明科学研究成果，杨雄心已不记得多少次进洞。每天7点上工，12点下班，下午3点进洞，6点再出来，实实在在八小时在洞里上班，每年一个月。
回到发掘之初，事实上，在蔡演军到来之前，考古团队在经历十多天的无功而返之后刚取得了突破——他们在洞穴里找到了第一枚人类化石牙齿。杨雄心功不可没。
工作组成员在最初确定的发掘点连续工作数日，但并未找到人类化石，因此计划撤出，放弃现有考察点，在外围另觅良处。一直陪伴在侧的杨雄心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说不能撤。从村里架设了这么长的电线进去，不容易，说不定外面找不到还要回来继续挖，即便是外面去找点，一时间也不知道哪里有这么好的洞去挖。”杨雄心回忆说。
专家问：“那你说挖哪里？”
他回答：“我记得老师说……”
专家立刻说：“你老师是谁啊？”
杨雄心说：“我老师是书本上的老师。我喜欢看书。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你们挖的这个位置，裂隙很大，水流多，侵蚀厉害，常年都有钟乳石水滴。”
杨雄心建议挖洞里比较深的一个位置，堆积层较厚，较高，更干燥，没有水滴。“他们有点犹豫，说可以考虑，但不好‘布方’。”
“我说，我记得世界上重要的考古挖掘，都是没有布方的情况下挖掘的，反而布方的点不一定出成果，比如华北有个地方，挖了几十年，还没有挖出一个人类的东西。”杨雄心回忆说。
专家们最终接受了杨雄心的意见，在他推荐的那个位置准备挖掘。第二天，就挖出了第一枚人类化石牙齿。
“开始是5颗牙齿，大家都很兴奋。可以肯定是人类牙齿，像挖到珍宝一样，拿着绸布包起来。”
给牙齿的年纪“画弧”
在发掘工作进展顺利之时，化石年代确定的工作反而陷入瓶颈。尽管为了获得最佳实验结果，蔡演军两次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世界最顶尖的同位素实验室进行测试分析，但2011年和2012年两次取回的样品测验结果都无法印证团队古人类学家们做出的现代人年代的推论。
“首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化石点，又发现了这么多人类牙齿化石，后续可以开展包括古人类食物、病理等很多相关领域的研究，如果不能确定化石的年代，那么这个研究是不完整的。”蔡演军说。
“前两年我已经测了一点，确定了化石最老的年代在12万年，如果用一个括弧标注的时间段，我们找到了后面的括弧，但前面的括弧一直没找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蔡演军想尽一切可能，继续寻找可测验的样品，最终在第三次采样中找到有效实验样品，并最后找到了前面的那段“括弧”——确定了化石属于生活在8万年前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
“我们的研究向大众开启了认识人类演化的另外一个视角，拓宽了对‘人从哪里来’的探索，但并不能推翻现有的包括‘走出非洲’这种学说的认识，这还需要长期研究。”蔡演军一再强调。
“人死后身体最有可能保存流传后世的就是骨头和牙齿。根据这些化石和它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可以了解古人和他们存在的世界，这听上去像穿越，很浪漫，但科学研究不是什么浪漫的事，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甚至枯燥乏味重复的过程，只有你坚持努力，把你能做到的做到极致，就有可能。我们团队就是这样。”他说。
“我们知道的越多，就会感觉知道的越少，就像是一个圆，你站在圆内，认知的圆周越长，就知道圆外未知的世界越大。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把这个圆画大。”蔡演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