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逖北伐，有基础：北人南渡之初，上下同仇敌忾，要求驱逐胡人;有机会：当时北方匈奴与胡羯石氏相争，形势有利于东晋;有成果：北伐八年，连战连捷，收复了几乎全部黄河中下游以南广大地区，迫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但就是这样千载难逢、利国利民的壮举，东晋最高统治者晋元帝司马睿不仅不予支持，反而给予掣肘牵制，祖逖因此忧愤而死，北伐也功败垂成。每每读史至此，扼腕叹惜之余，总也愤愤不平，疑惑萦绕：晋元帝为什么不支持祖逖北伐？
巩固皇权比北伐重要。东晋政权是西晋门阀地主统治的继续和发展，出现了几家北方士族轮流执政的局面，皇帝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晋元帝司马睿作为开国之君，中兴之主，也不例外。西晋末年，司马睿移镇建业，在北方士族大家王导、王敦辅助下，优礼当地士族，压平叛乱，惨淡经营，始得在江南立足。
317年，司马睿依靠北方和江南大族建立东晋，军政大权全归王氏：政治上由王导主持，军事上依靠王敦。司马睿第一天登皇帝位，竟让王导同坐;元帝对王敦，有过“请避贤路”的表示，故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传言。皇权不显，帝威不扬，臣强君弱，为历史所罕见。司马睿对大权旁落自然心怀不满，引用刘隗、刁协、戴渊为心腹，企图排斥王氏权势。刘、刁维护皇室威权“崇上抑下”，如大批征调大族家的奴僮和依附客，以充兵役，欲与王氏相抗。当然，巩固皇权必将遭到当权士族大家的激烈反对，而且从结果看，这种努力也并未成功。但是从东晋初年晋元帝的主要活动来看，巩固皇权当推首位，自然比北伐重要得多。
政局动荡，无意北伐。东晋偏安江南，江南虽无西晋末年战乱之祸，却也并不安宁。阶级矛盾、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南北的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非常复杂的政治局面。东晋政权便是建立在各种矛盾之上的。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离心离德，勾心斗角，为争掌权力经常火并，使东晋政治极不稳定。比如：北人士族与南人士族，几近水火不容。对统治特权的分配和规定，南方士族颇多怨恨。皇室司马氏与侨姓大族矛盾也很复杂。“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既反映了王氏扶持在南方尚未站稳的司马氏政权，也反映了东晋一代皇室与侨姓大族的斗争。君弱臣强是“共天下”的基础，君强则自然会改变这种局面。
这方面的斗争也剑拔弩张、气氛紧张。元帝为加强皇权，内疏王导，外远王敦。王敦为发泄不满，在王导纵容和南方士族的援助下，积极准备内乱，与朝廷相争，元帝也没有占到多大便宜。此外，各大族之间、中央与地方(扬州与荆州)之间也矛盾重重。总之，面对东晋初年政局的复杂动荡，元帝也无多少良策，时常陷入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的尴尬之中。为巩固在江南的统治，对北伐也就无多少热心。
祖逖实力大增之后，司马睿疑忌北伐。祖逖早在东晋建国之前就向司马睿力主北伐，司马睿不便拒绝，任命他为空头的豫州刺史，只千人粮饷，三千匹布，军队则自行招募。但祖逖并不灰心，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屯兵淮阴，铸造兵器，募得二千人，以此北伐。以这不象样的武力，谁能说大有成功？但祖逖居然大获成功。其间原因很多，除了本文开头介绍的以外，有必要指出的是，祖逖对于北伐功莫大矣。
他有坚毅不拔、百折不回的精神，不蓄私产、不循私情的高尚人格，审时度势、周密决策的能力。祖逖北伐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是故由弱变强、由小变大。但祖逖实力的发展引起了东晋元帝的不安，害怕势力大了难以控制，乃派吴若思牵制，祖逖感北伐大业难成，忧愤而死，北伐功亏一篑。元帝由于自己不掌握兵力，对于手握重兵的将领一方面有所倚重，另一方面又心存疑惑，这本身就是君弱臣强政治的反映。但元帝显然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明显缺乏一种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
以北伐为例，祖逖实力发展是一个事实，但倚重他既可防土着豪族的专横，又可防北方胡人的南进，可以说祖逖的力量对于驭内御外，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法码。值东晋政权初立，根基尚浅，而国家又正处危难之际，对祖逖的正确使用上可安社稷，下可抚百姓。可以说天下安危系于祖逖，其说法也不算太过分。更何况，祖逖对晋元帝如果有威胁的话，当时也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因素，而且北伐尚未最后成功。可惜的是，晋元帝只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封建君王，他对祖逖的牵制而导致北伐的失败，其后果惨不忍睹，河南尽为王勒复收，322年王敦叛乱，在武昌起兵，直扑建康，晋元帝忧愤病死。这完全是自食其果，咎由自取，可谓一招失策，千古遗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