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宋真宗时代进士及第，开始为官生涯。宋真宗也许因为自己的登基过程比较惊险，因此，当了皇帝之后，经常私心膨胀，以图彰显自己的地位，例如他过于信佛信道，伪造“天书”，大搞封禅等。大致说来，中国历史上凡是过于信佛信道的皇帝，都不能算一个好皇帝。
古人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是说，皇帝但凡私心私欲公开显露，一定会形成逢迎的趋势。好皇帝的标准基本上是私心私欲能够受到大臣的控制。但是，宋真宗时代没有做到。虽说宋朝的“祖宗家法”要求公心为上，但实践起来也并非一帆风顺，宋真宗朝算是一个典型，尤其是宋真宗宠信刘皇后，开了宋朝后妃干政的先例，差点酿成第二个武则天，这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说过，这里要强调一下，它也是导致范仲淹新政失败的深远原因。
宋真宗死后，刘皇后成为刘太后，宋仁宗年幼继位，刘太后大权独揽，垂帘听政十多年，宋仁宗已经成人，刘太后迟迟不愿归政，直到刘太后65岁时病死，24岁的宋仁宗才摆脱了“儿皇帝”的命运。太后干政，有做女皇的野心，迟迟不愿归政于长大成人的皇帝，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是不合常理的状态，必然要遭到大臣乃至社会的反对。如果反对成功，那就是合理的制度战胜了私心，如果反对不成功，那就是私心私欲占据了主导地位。
宋真宗的私心私欲导致了刘太后干政，像刘太后这样有权利欲的“女主干政”，要得到实施和维持，一定需要帮手。因此，刘太后擅权的结果是，朝廷中同样有私心逢迎刘太后的“小人”得势。而这些“小人”政治的结果，一方面成为范仲淹新政的改革对象之一，另一方面也成为范仲淹新政的一个重要障碍。
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在刘太后病死后10年，刘太后遗留下的“小人”政治后果还在，队伍也没有完全清理。虽然科举制度是全面地选拔人才，但是，形成培养人才的普遍教育体系，却从范仲淹开始建立。因此，在“庆历新政”中，范仲淹所遭受的阻力，就来自于欧阳修所说的“小人党”。
当范仲淹以民本思想、“先忧后乐”被世人和后人赞颂的时候，他的对立面，显然是一些更多只想维护自己利益的小人。宋仁宗之所以没有对范仲淹支持到底，也在于“小人党”制造了范仲淹的骨干队伍结党谋逆的假象，使得宋仁宗信以为真。所以，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失败，正是由于利益集团介入政治，导致趋炎附势的小人当道。
范仲淹主导“庆历新政”的失败，是利益集团政治占据了上风，其中很大的原因来自于皇帝制度自身的缺陷，因为，皇帝制度赋予皇帝及其家族较大的特殊利益，再怎么限制，皇帝家族的特殊利益总是存在。虽然我们说宋朝的政治理念是“超利益集团”、“天下为公”，但任何美好、善良的理念都不能保证不犯错误，因此，批评的确是应该存在的。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政府的自我批评大多只是事发之后的“问责”、撤职、处分之类，在事情开始之时或进行之中，批评主要来自民间和媒体。我们一方面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苛求宋朝没有在900多年前采取媒体舆论监督的做法，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当今利益集团政治结构下，媒体很容易被利益集团控制，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从而失去客观公正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