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无疑是一位抵御外侮、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或者爱国者。但若称其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难免失之偏颇。
“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是著名历史学家、近代史专家范文澜的看法，此观点一经问世，更被简化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被后人沿用。其实，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期，对于林则徐的评价还是多元的，但发展到后来，便只剩下褒扬、赞美与歌颂。
应当指出，就焚烧鸦片、抵抗英军而言，林则徐当然是民族英雄。唯将其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则不无可议。当然，林则徐在作为钦差大臣受命查禁鸦片后，无论出于夷夏大防，还是出于了解对手，他的确做过一些了解外部世界的工作，比如“刺探夷事，翻译夷书”，于是就有了辑录与翻译《华事夷言》《四洲志》《各国律例》等事迹，就此而言，不能说林则徐没有“开眼看世界”，只能说他的视野极其有限——即使他看到了世界的巨大变化，但在应对上，仍然停留在封闭的园囿里。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民国时期的史学界对林则徐是如何评价的。著名历史学家、近代史专家陈恭禄认为：“林则徐……虽在交通便易之城，而亦不知外国之情况……其失败之主因，多由于对外知识之浅陋，以为英国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吓解决，乃不辨明有罪无罪，一律围困之于商馆，使其饿而缴鸦片。”(《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近代史专家郭廷以则指出：“林文忠公则徐之为鸦片战争中的中心人物，这是中外所公认的。但是就外国人的眼光来看，总以为他太自大，太强横，他对外的态度完全是传统的东方式的，不若和他同时同在此幕剧中占同样重要地位的满洲人琦善、耆英等具有外交家的风度与知识。”(《近代中国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即使是范文澜，在赞颂林则徐的同时，也还保持了当时历史学界的部分共识：“林则徐的才能在当时虽然是第一流，但闭关时代的封建知识限制了他，使他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茫然无知。他起初和一般士人一样，抱着‘天朝声威’可以‘慑服夷人’，‘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绝市闭关，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一类自高自大不识时务的旧见解。”(《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只不过，这些话在现实政治对林则徐的选择性利用方面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来自外界的评价，当然是考察历史人物的重要维度，然而，从历史人物自身的言行来考察该历史人物本身，同样不失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林则徐眼中的“西洋景”
在此，笔者想通过几个侧面分析一下林则徐是如何“开眼看世界”的，或者说他看到了外部世界的什么“西洋景”。(此处运用的资料全部出自林则徐个人的著述和文字)
关于国际关系。在林则徐之前的时代，中央王国的士大夫们，不论朝廷以何名号、皇帝姓甚名谁，无不充斥着“华夏上国，怀柔万方”的“天朝”心理。天朝居于天下之中心，周围不外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而已。在林则徐眼里，仍然是夷夏大防，除了“藩属之邦”，就是“八荒岛夷”，如此而已。在清朝士大夫笔下或口中，对于不知来自何方、长相迥异于炎黄子孙的蛮夷，往往充满了丑化、矮化或妖魔化。1839年8月3日，林则徐代皇上起草的《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据说被英人看到后，曾经腾笑外邦，甚至为船上的水手、医生所嗤笑。林则徐笔下的清朝皇上以“天下共主”“全球上帝”“世界救星”自居，俯视众生;而林则徐则以上级责备下属的口吻教训英国女王：“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毕竟是天朝上国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按照批评与表扬相结合的原则，对英国国王说，“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林则徐全集》卷五，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因为林则徐已经“开眼看世界”，他已不同于古代中央政权将“化外蛮夷”当作动物世界的“猃狁”与“犬戎”，也确实有进步、有发展，在他起草的文件中，不时出现将“英吉利”称为“咭唎”、把美利坚称为“咪唎”等为今人不明所以的文字，这与当时中国民间将西方人称为“红毛番”实在异曲同工——当然这并非林则徐的发明。
关于国际贸易。既然中英是天朝与蛮夷的关系，当然不存在平等的国际贸易，只能是天朝的赐予与施舍，或者是藩属的朝贡与沾恩。林则徐在檄书中道：“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著，赖有此也。”“至夷商来至内地，饮食起居无非天朝之恩膏，积聚丰盈无非天朝之乐利……”意为因为英国国王恭顺满清天朝，感激上国天恩，所以天朝才对这些蛮夷破格优待，让你们享受了200年的贸易之利。英国之所以能成为富庶的现代国家，不是因为你们工业革命的成功，而是全靠我们天朝的恩典。被官方史家负面评价的清朝大臣琦善，曾给道光帝上过一则《尊旨覆奏禁烟折》，其中言：“内地实有可制外夷之权……则大黄、茶叶是也……盖(西洋各国)地土坚刚，风日燥烈，又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后，此为通肠之圣药。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亦惟茶叶是急，英吉利较近，皆不能离此。”在琦善看来，英国人之所以强烈要求与中国通商，是因为他们离开中国的茶叶、大黄，会因大便不通而憋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琦善的看法，也是林则徐的看法。1839年3月，林则徐在《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的通令中指出：“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他在代皇上起草的致英国女王的檄书中也说道：“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言外之意是，中英贸易的实质是，中国无求于英国，英国却离不开中国，比如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如果天朝不向英国出口，这些野蛮人就一天也无法活下去。即使英国的纺织品，也全靠天朝提供原料;如果天朝控制出口，英人也就无利可图。
关于敌我局势。中国早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古训。然而，林则徐作为受命于朝廷处理重大涉外事务的钦差大臣，尽管搜集了一些敌国情报，翻译了一些外国法条，但在制订重大涉外战略时，仍体现了相当程度的封闭与盲目，以致在对敌我态势的分析判断中出现了重大失误。1839年9月1日，他在《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中，向中央报告：“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而其胠箧奸谋，总以鸦片为浸淫之渐。”事实证明，这只是林则徐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林则徐昧于情势，根本不了解英国政府对禁烟事件的反应。后来的发展证明，英国政府不仅在1840年之初就派出了由16艘军舰组成的侵华远征军舰队，而且向中国政府正式发出了外交照会(巴麦尊照会)，照会称：“本文件签名人、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谨照会中国宰相：因中国官员伤害侨居中国的英国臣民，并侮辱英国女王，故女王陛下特派遣一支海军兼陆军前往中国海岸，向中国皇帝要求赔偿及匡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外交语言足够婉转，作战计划却相当完备。然而，这一切林则徐都懵然不知，他认为英国至多不过是“私约夷阜一二兵船”，“未奉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奕，虚张声势”。
在近代史上，谈到中国的丧权辱国，一些爱国人士往往归结为列强的船坚炮利，那么，林则徐眼里的英国海军是怎样的呢？1839年9月，林则徐在奏折中断定英船只适合外洋作战，一进入内河将无计可施。1840年7月3日，林则徐颁发的《英人鸱张安民告示》，几乎可以视为战争动员令，他对英国炮舰的看法一仍旧惯，“彼若敢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臌裂，再则伙食尽罄，三则军火不继，如鱼处涸河，自来送死，安能生全？”1840年7月，此时定海已被英军攻陷，林则徐却一无所知，他在给皇上的奏折中仍坚持认为：“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外，其船尚可转掉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剿办正有把握。”
此外，林则徐对英军陆战能力的判断也是典型的误判。1840年7月，林则徐在《英人鸱张安民告示》中，将英军视为不同于人类的“异类”，“一跌不能复起”的英军像没有膝盖的木偶。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舰队北上攻占定海，林则徐在上报的奏折中认为：“第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足以制其死命。”
关于外国印象。1840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刊登了英船“杉达号”医生喜尔与林则徐的接触经过，“提到土耳其的名字时，他问是否属于美国，或是美国的一部分。我们告诉他土耳其距离中国几乎需要一个月的航程。他似乎很惊奇。”(《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而此时的林则徐已到任广东一年有余。
1839年9月3日，林则徐视察澳门归来，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对欧洲人的印象：“惜夷服太觉不类：其男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演剧扮作狐、兔等兽之形。其帽圆而长，颇似皂役……其发多卷，又剪去长者，仅留数寸。须本多髯，乃或薙其半，而留一道卷毛，骤见能令人骇，粤人呼为鬼子，良非丑诋。更有一种鬼奴，谓之黑鬼，乃谟鲁国人，皆供夷人使用者，其黑有过于漆，天生使然也。”这就是林则徐眼中的欧洲人的形象，大抵畜类、丑类而已。
如果说林则徐将从事不法鸦片贸易的欧洲人称为“西洋鬼子”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把其中的黑人称为“鬼奴”，则属于鄙视或蔑称了。在另一份材料中，他对黑人的观念则明显地带有种族歧视的性质，他在《英人鸱张安民告示》中言：“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尔人人持刀痛杀，凡杀有白鬼一名，赏洋一百元，杀死黑鬼一名，赏洋五十元。”在世界近代史上，非洲大陆的黑色人种，长期遭受欧洲殖民者的欺压与侮辱。林则徐笔下所谓黑人只是“供夷人使用者”，大抵也属此类性质。就此而言，他们的命运与近代史上同样遭受列强欺凌的中国民众是一样的。可见，林则徐对黑人的侮辱与鄙夷，由此体现出来的对世界不同种族的文明视角，并不比欧洲白人更文明。
关于爱国节操。尽管1839年9月1日，林则徐曾向朝廷作出了英军不敢对我侵犯(“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的误判，然而，三年之后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上旬，他在发配伊犁途中的私人信件里，竟然以“马后炮”的形式，为自己当初的错误判断而导致的战争失败进行开脱与辩解：“英夷兵船之来，本在意中。徐在都时所面陈者，姑置勿论，即到粤后，奏请敕下沿海严防之，亦已五次。”对于林则徐这样的朝廷高官，我们应当相信他对皇上事前的报告呢？还是应当相信他对友人事后的辩解？
1842年8月，林则徐被朝廷贬谪伊犁路经西安，在与家人告别时赋诗两首，其一即《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曾被今人反复引用的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即出之这首诗。然而，几天后，他从西安走到兰州，在《致姚椿、王柏心》的私人信件中，他清醒而客观地分析了敌胜我败的原因：“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指南宋名将岳飞、韩世忠)束手，奈何，奈何！”作为鸦片战争的当事者与指挥者，他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国家都是弥足珍贵的，都应成为国家防范与抵御外部侵略的极其重要的鉴戒与财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随后写下的几句话：“两先生非亲军旅者，徐之覙缕此事，亦正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祷切，祷切。”此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深意荡然无存。他既没有向皇上报告敌国真相，也没有向国家提出改革建议;他眼见朝廷睡在梦中，国家日趋衰弱，却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在林则徐看来，个人的名誉重于国家危亡。
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曾任国民政府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的蒋廷黻就指出：“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真可谓入木三分！
与外国人的交往。“开眼看世界”即今日之“放眼世界”，而身边的外国人，正是最方便的媒介。那么，两广总督林则徐是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如何处理涉外事务的？林则徐与美国医生伯驾的交往恰为一例。
伯驾是一位在广州行医的美国人。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因患疝气而间接托人请其开方诊疗。当年7月，林还请伯驾翻译《各国律例》若干段落。伯驾虽说是林则徐的医生，却从未见过林则徐。林则徐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吏，也没有平等地接见过其他外国人。有史料称，伯驾打算送林则徐三样礼物：一本《各国地图集》、一部地理书、一架地球仪，林则徐却要伯驾先填“请愿书”，意思是：给我送礼是你的荣幸，要先请示，我答应了才行。伯驾一气之下便拒绝再送。其实，早在鸦片战争开始前，伯驾就看出林则徐“不了解西方法律和国际惯例”的弱点。
1839年7月，伯驾给林则徐写信，详细阐述了他对中英局势的看法，并指出了林则徐禁烟运动的一些缺憾：“钦差大臣由于不了解各国的法律，不晓得他们的强大，无意识地采取了与友好国家惯例相抵触的措施，已经程度不轻地得罪了英国。”他表示：“鄙人愿不惜个人生命的安危，采取任何手段帮助大国之间恢复和好。”“我还要进而向阁下建议，最好能预见到战争的害处，撇开‘强硬的语言’，采取和平的解决办法……英国已经在世界各地占领了许多国家，我担心英国也希望占领中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有种种迹象证明，林则徐当年收到了伯驾的信，但他并未答复——于是，清廷失去了避免战争的最后机遇。1840年4月，伯驾给美国的亲属写信说：“中国和大不列颠的战争看来是无法避免了，而且在不远的日子就会爆发。我已经施加了我一点小小的影响，让中国能预见和避免这次不幸，但是他们太骄傲，不肯屈从，而且是深深地陷在无知之中，对已经被他们从兽穴中弄醒的狮子(英国)的力量，仍然毫无感觉。”两个月后，鸦片战争爆发了。三个月后，林则徐被革职。1842年8月，这场战争最终以清朝的割地赔款而告结束。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无疑是一位抵御外侮、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或者爱国者。但若称其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难免失之偏颇。只能说他比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多看了“有限的”几眼。妨碍他视野的正是专制王朝、传统文化以及囿于自身的种种局限。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忘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一个历史人物，往往一好百好，以致一俊遮百丑，影响了人们对历史人物客观的、全面的、立体的看法。这样的历史教育，是应该改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