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三国志》的人，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三国时魏国的奠基人曹操设置的“校事”，就是一个类似于明朝东、西厂的特务机构。世人皆知，曹操疑心重，对谁都不放心。为了及时掌握群臣和百姓对他是否忠心，便广布耳目、刺探隐秘，这跟他诡诈残忍、善用权谋的心理也十分吻合。
《三国志》里说，建安元年，曹操拜司空(三公之官)。建安三年，回到许昌，初置军师祭酒(司空的僚属，也是曹操置官之始)。后来又出现一种特殊的官员“校事”，第一任校事的头目是卢洪、赵达。
至于他们如何为所欲为、滥用权力、残害无辜，古籍里着墨不多，但记有当时军中流传的谚语：“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这与大明王朝的官员和百姓听到魏忠贤、刘瑾的恶名就毛骨悚然的心理是一样的，足以说明曹操的“特务”都是鬼见愁一般的人物。
曹操时的法曹椽(相当于现在的最高大法官)高柔，曾就“校事”严重破坏朝政与体制等向曹操进谏：“设法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曹操却回答：“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事无大小皆能侦悉)，使贤人君之为之，则不能也。”
曹操说得很坦然，如果将全部精力用在“刺举”上，贤人君子能做得到吗？这说明，这些校事是在曹操的默许下行事的，但曹操又根本没拿他们当人看，最起码没把他们跟贤人君子同等对待，这也是曹操对待“特务”的态度跟大明王朝统治者宠信特务的最大区别，否则像高柔那样的正直法官也会遭特务暗算。
史书记载，数年间，吏民被校事刺探及秘密抓捕的案件达万计，高柔等始终上表要求核对虚实，还民公道。从这些记载看，曹魏的“特务”构陷的“冤假错案”并不比明王朝东、西厂和锦衣卫诬陷的案件逊色。
在“特务”的设置上，曹操的后代跟朱元璋的子孙也是一样的，越往后越猖狂。到曹魏第四代曹芳接位时，校事的权力丝毫不比明代东、西厂小，他们上察宫庙、下摄众司，法造于笔端，狱成于门下。直到司马氏专权之后，考虑到校事都是曹魏旧人，才下旨撤销。
自古以来，成大事者身边都有一大群小人打手，英明神武的汉武帝都重用酷吏，更不用说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来俊臣、周兴了。这些只是他们用来统治的一种手段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