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完整记载周瑜史实的《三国志》作者陈寿(233—297)本身就是三国时代的人,在蜀汉时期和蜀汉灭亡后,他曾先后担任著作郎、治书御大史等官职,对“当代历史”相当熟悉,而且亲闻笔录史实甚多,由于年代相近,故而采事更近真实;稍后的北魏学者崔浩就曾高度赞扬《三国志》“有古良史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班史以来无及寿者”。距陈寿仅百余年的裴松之曾为《三国志》作注,“事多审正”——这是裴松之对《三国志》中体现出的求实态度的精辟概括,是对陈寿“不溢美、不隐恶、据实修史”的高度赞扬。由此可以推断,《三国志》中的周瑜形象比较忠实(或接近)于历史人物的真实。而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系公元1330年—1400年间人,比陈寿晚了千余年。他对三国历史人物的评价,带有“尊刘抑曹”强烈倾向,这是已延续千百年的封建正统观念使然。
所以,他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对蜀汉人物(尤其是诸葛亮)大加褒扬赞颂,对曹魏集团人物极力贬斥,对孙吴集团则是有褒有贬。对于周瑜,罗贯中是将他作为孙刘联盟时期的“障碍”、作为诸葛亮的“陪衬”或“反衬”来写的,故极力渲染他的“狭隘”一面,甚至虚构周瑜的智拙计穷,以突出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如此贬抑多多,包括说周瑜“气量狭小”云云,就不足为怪了。当然,他笔下的《三国演义》,毕竟采录了《三国志》中大量的史实,不过又辑录了千余年间有关三国人物的大量传闻轶事、民间说唱、戏曲话本方面的内容,所以民间文学的色彩浓重;再加上他大量的加工塑造与虚构创作,包括移花接木、无中生有、巧妙生发、杜撰想象,所以,便离历史真实有了相当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