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执政之时，宰相王安石力主变法，为后人所熟悉。但王安石在立新法以革时弊之时并未放弃“变风俗”，并认为变风俗与立法度同等重要，即“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宋史·王安石传》)。其变风正俗的关键点是去奢靡贪腐之风，而这点却为人所轻忽。
那么，在王安石看来，风俗之厚的养成路径有哪些呢？
第一，京师应立崇俭尚朴之标杆。京师的好恶事关社会风俗之厚薄，应当树立俭朴清廉之风，为他方做出适宜的表率。
第二，培育健康的养士之道。传统“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序，必然使士风波及到农风工风商风。因此，治士风也即治农风工风商风。而治士风，在王安石看来，需从“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三方面入手。
“饶之以财”，即高薪养廉。而要使其知廉耻远贪腐，需实处出招，施以完备的制禄，父子、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应酬往来，皆能从容处对。
“约之以礼”，即婚丧嫁娶、服饰器用等要讲规矩。“饶之以财”，可能会使部分士人阔起来，但阔起来士人的廉耻之心未必会如影相随，有时会骄横失礼。故“约之以礼”，使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有规矩可守，秩序可循。但规矩秩序的遵守，也并非是死守条文，而是量力而行与照章办事，相辅相成。
“裁之以法”。规矩落实的重要保证。法既有“禁其末”的严惩贪吏之法，更要有“弛其本”的禁“奢靡之法”(《上皇帝万言书》)。有规有矩，才成方圆;有教不守，善恶不彰。士人自身奢靡要弱化，士人耳目所及的环境奢靡也要荡除。
第三，执政者身体力行俭朴之风。规则遵守无特区，有特区不免有折扣。“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执政者能怀“至诚恳恻之心”，并身体力行，行清廉俭朴之风，则下效“上之欲而服行之”，“贵者知避上之所恶”(《上皇帝万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