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学毕业生“包当官”
有人认为大学体制是西方人创造，其实不然。中国古代即有高等学府，只是办学的理念和模式不同，而且不兴叫“大学”。商时的中国大学叫“太学”；周时叫“国学”，国学是周王办的，诸侯办的则叫“泮宫”；西晋时称“国子学”，北齐易名“国子寺”；隋则改称“国子监”，一直到清末都是这叫法。真正把大学叫“大学”的，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当年，中国诞生了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
与大学不叫“大学”一样，中国古代的大学生也不称为“大学生”。以明代称谓来说，通称“生员”，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叫“监生”，学生可享受“助学金”，由国家财政支出，因为是用于学生改善伙食，故称为“廪膳”。国子监是朝廷的中央宫学，用现代人的话说，它是中国古代的国家级重点大学，学生比现在博士的水平还高，其学术地位远胜于今国务院“211工程”中确定的全国重点大学。现在的大学生连个工作都难找，但国子监的毕业生可没这担心，不仅包分配工作，很多时候还“包当官”。明代便规定，“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换句话说，上了国子监就能当官，上不了便别想往上爬。
试想，“包当官”的大学谁不想读？所谓“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大概就是这原因吧！
明代的国立重点大学“南大”、“北大”
上大学的好处多多，但上大学得凭成绩，要考，古今一理。没有成绩，如果有一个不凡的家庭背景，有当大官的老爸、太子党的身份，也可以，特招嘛。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是不是没门了？也不是，但前提条件得有钱——买个入学名额。这便是现在大家常说的“花钱上大学”。古时的入学名额叫“员”，生员就是这意思，即今“招生指标”。
所谓花钱上大学，就是购买到这种招生指标。招生指标并不是每个朝代都买卖的，最疯狂的年代，是明朝。明朝廷曾经明码标价，以收取“赞助费”的方式，公开出售招生指标，这种行为叫“官倒”。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虽是布衣出身，无文凭缺学位，但却很重视教育。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时全国尚未统一，朱元璋便在应天府(今南京市)的集庆路附近开办了明朝第一所国立重点大学——国子学；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及时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全国统考”(乡试)。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三月国子学改称“国子监”。明成祖朱棣夺位后，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于是明朝有了两所国立重点大学，即南京国子监(或“南雍”)和“北京国子监”(或“北雍”)。南雍和北雍，可以看成是明朝的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国子监是古代出“贤人”的地方，现在南京、北京的明国子监遗址附近都有“成贤街”就是这原因，招生指标是不应该成为商品的。
但是随着国力下降，中央财政严重亏空，朝廷急于搞钱，便开始“教育乱收费”了：凡想上大学、到国子监读书者，不论成绩优劣，不问家庭出身，“军民子弟”只要肯出“赞助费”，就发给“录取通知书”！有意思的是，明朝时收取的赞助费不要现金，只收当时短缺的粮食或是马匹等。“官倒”乌纱帽，在古代中国屡见不鲜，但像明朝这样“官倒”招生指标的，实在少见，可以说开了中国花钱上大学风气之先。国子监的学生，本来因为出身和入学方式不同，叫法便不少，如举监、贡监、荫监、恩生等，自打招生指标可以买卖后，叫法又多了一种“例监”，这是给通过买指标入学学生的专有称呼。
朱祁钰首开“纳粟纳马”入监读书先河
明代的“招生新政”，出现在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力主实施的，竟然是当朝的皇帝、史称代宗的朱祁钰。朱祁钰是明宣宗朱瞻基的次子，继位前封为郕王。这皇位本来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大哥朱祁镇御驾亲征侵犯北方边境的蒙古瓦剌部落遭生俘，天上掉馅饼砸到朱祁钰的头上，当上了“代理皇帝”。但当时边境战事远未结束，军费开支庞大，中央财政却入不敷出，搞钱成了朱祁钰的当务之急！从哪搞钱？臣僚给朱祁钰开出的妙方之一是，“纳粟纳马者入监读书”。这话什么意思？就是给国家多上缴粮食，便能获得进国子监读书的机会。
这个口子一开，包括重新坐上龙椅的朱祁镇在内，后来的皇帝差不多都学着干过，国库一没钱，边防粮饷一没着落，地方一闹饥荒，就会这样干。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南京及周边大闹饥荒，时当地主政官员便上书北京，要卖“南大”的招生指标创收。行将灭国前一年的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朝廷也卖过招生指标。提出这一将国子监入学资格商品化建议的，是时拥有进士“学位”、相当于今副处级干部的中书舍人陈龙正。他的上书得到了皇帝、后上吊殉国的朱由检本人的赞许。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亡国当年)，朱由检干脆让陈龙正当了“南大”的校长(南京国子监丞)。由此，开了中国历史上大学校长卖招生指标的先例。
明景泰年间进国子监需“米八百石”
与现在“私倒”，或者说“暗倒”招生指标不同，由于是“官倒”，明朝的招生指标交易很透明，实行“全国统一价”。那么，当时买个大学上上，要花多少钱？据《明史·食货志二》上的数据，要想获得国子监的入学资格，景泰年间(公元1449-1457年)最高的要800石米，低者300石米。成化年间(公元1464-1487年)，则稳定在100石米。上面这价格是有“学籍”的，如果不在乎学籍，只当旁听生镀镀金，或是插班生、肄业生什么的，可以享受“优惠价”。以明英宗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的标准为例，每个指标需缴纳20匹马。
景泰年间的赞助费算是最高了，800石米的标准是怎么定下的？原来这是“买方”主动出的价钱。时山东临清县，伍铭等几个在县学(类似于今县重点中学或地方专科学校)读书的学生想“专升本”(大概这意思吧)，提出愿意缴纳800石米，求进国子监读书的机会。山东省主管官员将此情况上报朝廷后，获皇帝特批，于是“米八百石”遂成标准。但是能出或愿出800石赞助费的，还是很少的，所以后来不断往下降，以吸引考生、扩大生源。
二品官员一年俸禄不够一个“入学指标”
这样的入学赞助费，在当时算不算高？看看下面的分析，就会明白。明朝乱收费除了教育领域，司法方面也很糟糕。据《明史·食货志二》记载，朱祁钰的老爸朱瞻基(明宣宗)当皇帝期间，可以花钱赎罪，行情是普通死刑犯免死，需60石米；流放的犯人，需40石米。简单对比便可看出，明朝时花钱上大学，比“捞人”的成本还要高，以“米百石”的低标准来算，也要高出40石。
进一步分析，明朝时米1石等于120明斤，100石就等于12000明斤。明斤比现代斤要重，大约1比1.18，这样一换算，明朝100石米便是现代的14160斤。以当下(2012年2月中旬)普通大米每斤零售价2.50元的行情来算，明朝100石米能卖35400元人民币；即便以最高赞助费800石米来算，也不过28.32万元人民币。
表面上看，明朝“花钱上大学”花的并不多，但古代家长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当时正常年景下单季稻1亩地产量仅在2石左右，不到300斤，一斤稻谷只能出0.7至0.8斤米；而现在，每亩产量已达1500斤，“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则创造了亩产1800斤。
依明洪武二十年九月定的工资标准，相当于今省部级高官的二品大员，年俸禄是576至732石米，如果缴800石赞助费，明朝“省委书记”一年的工资也不够；如果是100石米，便轻松了，可买5至7个招生指标。相当于今县处级干部的七品官，年俸禄是84至90石米，如果缴800石的赞助费，明朝“县委书记”想花钱让子女成为国子监这所全国重点学府的大学生，要花去10年左右的全部工资收入；即便是100石，也要用掉近一年的工资收入。如果是普通人家子女，面对“米百石”的赞助费，想都别想，能念个私塾认几个字，已是烧高香了。如同买官卖官不绝一样，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均卖过入学名额和资格。到了清朝，倒卖“招生指标”则成一种制度，书面语言称为“捐学”，教育乱收费比明朝还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