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逊帝溥仪4岁即皇帝位，在位仅3年，宣统王朝便土崩瓦解。但溥仪却在此后一直生活在紫禁城北部的小朝廷中，宣统年号一直在这里使用，因此，从1909至1924年11月溥仪出宫，这15年的宣统时期，溥仪从一个孩童成长为一个青年，满怀复兴帝业的“壮志”，大量宫廷字画、书籍、珍宝便在这一时期流失宫外。
流失宫外的珍宝古物，至今还没有一份翔实的统计，估计数目惊人，其价值也无法估量。
流失出宫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溥仪“赏赐”，二是“携带”出宫。
“赏赐”的方式真是五花八门。从溥仪这一方来说，分主动和被动两种情形。主动赏赐是指溥仪有意为之的，赏赐的是皇亲，目的是为复兴帝业积累资金。溥仪曾以“赐赏”的名义赏赐两位伴读，即皇弟溥杰、堂弟溥佳等大量的字画书籍。被动赏赐是指溥仪身边的师傅、近侍、政客等人以各种手段获得的赏赐。“携带”出宫的宫廷古物，各种情形都有，数目无法统计。
溥仪主动“赏赐”溥杰、溥佳珍宝古物，实际上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盗窃活动。生活在紫禁城小朝廷的溥仪很清楚地知道，他已经不是这里的主人，过不了多久就会被赶出这座皇宫，一旦离开这里，一切的费用怎么办？这样，宫中珍宝古物便成为逊帝盗卖的目标。盗运出宫的活动是从1922年开始的，挑的是宫中最为昂贵珍稀的古版书和历朝名人字画，古版书以宋版为主，名人字画主要是好携带的手卷。这批盗运出宫的书籍、字画，颇费了溥仪的一番心血，也历尽了周 折。
当时宫内各处所存的古物，都由专人保管看护，有账册登录在溥仪和胞弟溥杰及二位胞妹案。如果溥仪要赏赐某人某宫物品，需要在某宫账册上登录，载明物件名称、赏赐时间和赏给何人，还要到(内务府)司房登记，开具条子才能出宫。溥仪便想了一个自以为巧妙的办法，将古物分批赐赏溥杰、溥佳，让他们每天下学出宫时带出宫廷。
溥仪、溥杰、溥佳等在一起多次商讨，认为宫里不能居住时，惟一的安全地方就是天津租界—在1922年前后，北京正受战火威胁，溥佳的父亲恭亲王载涛就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购买了一所楼房以备溥仪不时之需。
溥仪这样写道：
溥杰比我小一岁，对外面的社会知识比我丰富，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外面活动，只要借口进宫，就可以骗过家里了。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
溥杰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
我记得的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钟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珪以及马麟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书籍方面，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都被我们盗运走了。运出的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
溥仪既赐赏溥杰，也赐赏溥佳。1922年起，溥杰、溥佳每天下学后就带一包赏赐物出宫。溥佳曾这样回忆：
当时，我们想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就是把这大批的古物以赏给溥杰为名，有时也以赏给我为名，利用我和溥杰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一批一批地带出宫去。我们满以为这样严密，一定无人能知。可是，日子一长，数量又多，于是引起人们的注意。
不久，就有太监和宫伴(宫内当差的，每天上学时给我拿书包)问我：“这些东西都是赏您的吗？”我当时含混地对他们说：“有的是赏我的，也有修理之后还送回宫里来的。”可是长期以来，只见出，不见入，他们心里已明白大半，只是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批古物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受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税务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检、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十三号路一六六号楼内。
这批书画古籍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点查毓庆宫时发现了“赏溥杰单”，公之于世，这才大白于天下。清室善后委员会称这批东西“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这批珍贵的稀世珍品书画古籍运到天津后，陆续变卖了几十件—购买的人以超乎想像的低价购得如此珍贵的宫藏稀世奇珍，真是喜出望外。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又把这批珍品全部运往东北。
伪满皇宫也是仿照中国历代宫廷的样式，宫殿建造得像模像样，坐北朝南的宫殿，呈庭院式结构。皇宫向南，有两座大门，但正殿同德殿前的大门一直关闭着，只开西边的大门，然后再从西面的兴运门入院，门左侧便是宫内府，尚书府也在这里。
中和门是伪满皇宫的内外分界点，以北为办公区，称为外廷;以南是溥仪的生活区，称为内廷。勤民楼在外廷，缉熙楼在内廷，后盖的同德殿在外廷，这些都是极重要的宫殿建筑—勤民楼是溥仪办公和接见客人的地方，同德殿是溥仪生活、学习和会见客人的场所，伪满的藏书楼就坐落在这里。
溥仪对于学习一直不很用心，也不大入门，但他对古版书籍和古董文物珍宝却有偏好，甚至有时很入迷。伪满初年，在皇宫西花园内专用三间大瓦房装贮珍贵的古物和书籍，满满当当的，人在屋内很难转身。同德殿修成后，在后院增建了两层水泥楼，专贮书籍珍宝—将存放在天津静园的所有书籍、古物统统运到这里，这里便称之为藏书楼。
据溥仪的远房侄子、曾在宫内府学习并陪伴溥仪的毓嵣回忆，从宫内带到天津再转运到伪满皇宫藏书楼的许多宋版、元版、明版、清版古书从运来入藏以后，溥仪很少有时间来此阅读。伪满垮台、日本溃败后，溥仪一行逃往大栗子沟时，匆忙中也没有携带这些古书，损失了不少。国民党占领长春时，张嘉璈任东北行营经委会主任委员，曾接收伪宫宋版书13箱，后转交国立长春大学图书馆保存，到1949年以后由东北大学接管，现存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是馆中最珍贵的 善本。
溥仪闲来无事时，喜欢看藏书楼收贮的字、画手卷或珍宝古玩。携带出宫的手卷古玩太多了，如晋王羲之《曹娥碑》拓片，是历代宫廷奇珍，上有乾隆皇帝的印玺;王献之《二谢帖》，系墨迹本，是罕见的珍迹;张瑀的《文姬归汉图》，乾隆曾认定为神品，上面钤盖有许多收藏章、鉴赏章;苏东坡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手卷真迹，称为二赋，是世间仅存的稀世之珍，仅上面钤盖的收藏印章就多达66个，还有元、明、清历代名人的题跋，乾隆皇帝曾先后题跋三次，墨迹淋漓。还有马远、夏珪、马麟等人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徽宗的花鸟画，以及钟繇、僧怀素等人的手迹。这些作品，经历代皇帝、名人鉴定后钤盖印章收藏，上有乾隆的“古稀天子”和“天禄琳琅”印，系清宫所藏真品。
毓嵣说，这批古物、古书，溥仪处有目录，由严桐江掌管，溥仪指定要看什么，看管人员立即去取，看完后归还原处。逃跑前，古书太多无法携带，就挑选了手卷中的精品，将最珍贵的装成57箱，都是现钉的白木板箱子，每箱长一米余，高五十厘米，宽四十厘米，全部运往大栗子沟，寄放于该处矿山株式会社、矿长住宅西头的两间房内;溥仪还随身携带了一些珍宝，放在电影放映机的皮匣子里，包括乾隆皇帝的田黄石印以及黄金、白银制品和钻石、珍珠、宝石之类的古物珍 宝。
溥仪说，这批古书、古物，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文了。
毓嵣说，据他爱人回忆，大约11月，伪宫内人员等待无望，就包租了一列小运转火车，将所有宫内眷属和物品都转移临江，放在新租的朝鲜式旅馆院内。
从伪满宫廷留下的《书籍簿》和《字画簿》等账册中，可以清楚地了知其古书、字画的收藏情况。《书籍簿》共4册，首册是总目，其余3册为细目。字画类簿册有《御笔手卷册页挂轴簿》1册、《新旧手卷册页挂轴簿》1册等。
伪满宫廷的图书，约略可分为三部分：内廷藏书，为溥仪私有，大多为清宫古书;宫内府藏书，为数很多;尚书府藏书，数量很少。
溥仪私人所有的内廷藏书，有目录4册，首册是《书籍簿》，为总目，第2至4册为《书目簿》，是细目。书目著录内容很简略，只简单地写出书名，许多书名也写错了，没有版本项，少数写出著者姓名，也没有分类，看来是由知识有限的司房人员编写。书目所列古书，共计820余种，34500余册。对照近人陶湘所著《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可知有十分之九的清廷殿本精品书籍转运到了伪满宫中，其余的便是宫藏的历代古书珍本。
伪满的内廷藏书，主要有五大类：一是清代各朝皇帝的御制诗文集;二是御纂、御选、御批、御定、钦定书籍;三是政书，四是实录，五是满文书。
这批古书画、古物丢失、损毁十分严重，只有一部分被接管和接收，有些则流失散落，甚至有的流失国外。
溥仪在逃命途中被苏军俘虏，他身边一直带着的一个夹层皮箱也同时被没收。1950年，溥仪被移交回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夹层皮箱也随他到了抚顺。到1955年，溥仪主动将皮箱内的珍宝献给国家，国家将这批珍宝交回故宫博物院收藏。这批古物虽只百余件，但都是做工精细的稀世珍品，系清宫廷所藏旧物，有内务府造的，有地方进贡的，还有外国进献的精制工艺品，包括：乾隆六十年刻的田黄石印章，是宫廷印玺的佳品—田黄石是石料中的上乘材料，与鸡血石齐名，人称一两田黄一两金，这件优质的田黄石印章一共二方，一方刻阳文“乾”字，一方刻阴文“隆”字，外饰龙纹花边，一条田黄石链巧夺天工地连接二印，令人叹为观止;其余则主要是珍宝首饰、钟表，如金镂丝嵌珠宝手镯、碧玺十八子手串、金镶钻石戒指、翡翠戒指等。
2000年初春，我和几位同人在紫禁城西北角的英华殿整理古书，看到了《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移交本院溥仪留津文物分归图书馆物品草目》，共计书籍9937册、英文书66册、地图93张、杂志728册、报纸135册等，其中，珍贵的古书包括：《佩文韵府》、《万寿圣典初集》、《熙朝雅颂集》、《御选唐诗》、《颜氏家训》、《啸亭杂录》、《历朝圣训》以及石印本《红楼梦》、《红楼后梦》、《聊斋志异》、《西游记》、《后西游记》等。
至于流失到国外的有多少？无法确切地统计。1982年10月，美国克雷弗兰美术馆和纳尔逊美术馆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搞馆藏《中国绘画》特展，其中有珍贵的清代宫廷藏品，令世人十分惊讶。纳尔逊美术馆名誉馆长劳伦斯·锡克曼先生在其《藏品目录》中说，1932年冬，美术馆顾问蓝敦·华纳先生通过友人得到拜会溥仪的介绍信，在天津与溥仪会面，获“赐”了好几件清廷所珍藏的绘画精品。
可以肯定的是，溥仪身边的人，只要一有可能，便千方百计、花样百出地“逼”溥仪赐赏。溥仪身边最亲近、最常见面的帝师、近侍获赐最多，其次是近臣、政客，再其次便是投机分子。
仅宣统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赏单，就有赐赏帝师的名贵古画：赏陈宝琛的王时敏《晴岚暖翠阁》手卷一卷;赏伊克坦的米元章“真迹”一卷;赏朱益藩的赵伯驹《玉洞群仙图》一卷;赏梁鼎芬的阎立本画《孔子弟子像》一卷。宣统九年三月初十的赏单上，有：赏伊克坦、梁鼎芬每人《唐宋名臣相册》一册;赏朱益藩的范中正《夏峰图》一轴，恽寿平《仿李成山水》一轴。帝师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溥仪听得高兴，常常给赏;帝师进讲贤君、名臣，也给赏;帝师劝导节俭勤政，自然也得给赏;当溥仪为“帝业”烦躁时，帝师们喋喋不休地大谈圣世治道，溥仪无处可躲，只好以给赏打发帝师们，以图清静。所以，帝师们的“赐赏”，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溥仪为了“复兴帝业”，对于政客和军界强人的“赐赏”往往《孔子弟子像》(局部)是十分大方的，赏的尽是宫廷珍品。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到北京晤见段祺瑞时，不知何故，特地入宫给溥仪请安，溥仪喜出望外，赐赏他无量寿金佛1龛、镶玉如意1柄、玉陈设2件、尺头4件，并赐赏他在紫禁城骑马—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民国将领。紫禁城收到奉天汇寄的代售皇庄的款子后，溥仪命内务府选出两件珍贵的古物以“皇帝”父亲的名义馈赠张作霖，一件是《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画轴，一件是乾隆款宫藏瓷瓶。甚至于直系首领吴佩孚的50寿辰，宫里也不忘带一份“厚礼”拜寿，内有“皇帝”的赏礼。
如果说“赐赏”政客和军界强人是出于“复兴帝业”的考虑，是溥仪心甘情愿的，那么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花言巧语之下获得的“赐赏”就只能看成是宫廷被蒙骗了。这一类的人很多，他们不是经常侍从在溥仪身边，往往是因为一件突发事件，一场特殊变故，一个特别的时期而进入了溥仪的生活，他们像虎视眈眈、期待了很久的狼一样，用迷人的幌子遮住其血红而贪婪的眼睛，千方百计地要获得“赏赐”，越多越好，多多益善。
这类人的共同点是花样翻新地向溥仪献殷勤，用十分动听的甜言蜜语搅得溥仪脸躁耳热，幻想自己一次次地在恍惚中重登皇帝宝座。他们“真诚”地表示甘当“皇帝”的门下走狗，愿意为复兴帝业而奔走。喜出望外、心怀感激的溥仪自然兴奋莫名，他如何表达心意？来者不拒，有钱就“赐”钱，没钱便“赏”宫里的字画、古董、珠宝等等。日子一久，一传十，十传百，谁都知道溥仪复兴帝业的强烈愿望，谁都知道这位渴望复位的逊帝的出手大方，于是乎，骗子和投机者便蜂拥而至，连洋骗子加流氓的人物也加入其中。如沙俄流亡军官谢米诺夫，由罗振玉、郑孝胥引荐，拜见溥仪，大谈“犯难举事，反赤复国”，说得溥仪心花怒放，第一次就“赏”5万元。随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故技重演，获得“赐赏”不少，但他却从没有真正的做过什么，甚至于不记得自己的许诺。还有奥国亡命贵族阿克第、英国人诺斯等，都是骗钱、骗物到手后，便溜之大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