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自汉武帝刘彻独具慧眼，听取董仲舒等人的意见，推行“更化”政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生的遭遇宛然新旧两重天，“换了人间”，其身价地位就像当今股票市场的“牛气”似的，一个劲的往上猛蹿。
其中最最具有说服力的例子，莫过于齐地菑川人公孙弘在“耳顺”(六十岁)之年，以白衣而为博士、内史、御史大夫，直至丞相，封平津侯，风光无限，显赫一时，成为普通儒生用孔子这块敲门砖撞开利禄大门的一面旗帜，使天下读书人在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苦难，无赖皇帝刘邦拿儒冠当作尿盆使的屈辱，窦太后逼着辕固生赤手空拳搏斗野猪淫威之后，终于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冬去春来的希望，扬眉吐气有期，弹冠相庆可待，于是乎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准备到官场上一显身手，大展抱负，用东汉大历史学家班固的话来说，就是“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
公孙弘仕途腾达，官运亨通，当然是际会风云所致。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这也包括他自己有几把刷子的因素。首先，处事谨慎，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从不做出头鸟，更不和汉武帝抢镜头，“其行慎厚，辩论有余”，“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汉书·公孙弘传》);“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同上)。总之，为人做事十分低调，收敛锋芒，宁可犯政治错误，也决不犯组织错误，与汉武帝保持高度一致。
其次，生活比较俭朴，能比较高明地展示自己道德上的优点，符合朝廷“以孝治国”的基本原则。如对待自己的后母，奉养尽孝，胜于亲出，自是人子的典范，堪为社会的楷模：“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同上)。又如生活上清廉自律，乐于助人，将俸禄都用来安顿亲朋好友的生活，常堂堂丞相居然毫无积蓄：“身食一肉，脱粟饭，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同上)。积德行善，有口皆碑。尽管汲黯等人辛辣指出公孙弘这么做动机不纯，是狡诈的表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同上)。可在公孙弘太极推手式的表现面前，汲黯等人的指责根本不能动摇汉武帝对公孙弘的信任：“上然弘言”;“上益厚遇之”;“上以为有让，愈益贤之”。能在风波险恶的官场上如此游刃有余，进退从容，公孙弘的能耐不可不谓极大，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第三，谈吐颇有幽默感，为人不乏亲和力，史称公孙弘“为人谈笑多闻”就是明证。这在复杂的官场环境中，是调节气氛，改善关系的有效润滑剂(就像今天的官场里，能信口便来“段子”的哥们儿，始终要比整天拉搭着一张苦瓜脸的家伙受到欢迎的情况一样)。公孙弘具备这方面的天才，无疑对其在官场上立足有着巨大的帮助作用。因此《汉书·循吏传》称道他“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缘饰吏事”。正是他不同于一般“迂远而阔于事情”的陋儒的地方，为“天子器之”也就十分自然了。可见汉武帝将他树立为学者从政的典型绝非是无的放矢，心血来潮。
公孙弘虽然不乏才干，也有政绩，所谓“居官可纪”，可是却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即心地十分狭窄，心理相当阴暗，患有无可救药的“红眼症”，“文人相轻”、“官场倾轧”到了极端的地步。史称其“性意忌，外宽内深”;“多诈而无情”，这就是说，他小鸡肚肠，大奸似忠，大恶如善，表面上一副谦恭和顺、彬彬有礼的正人君子形象，实际上城府极深，自我中心欲膨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同僚当中凡与他有隙怨者，“无远近，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汉书·公孙弘传》)真可谓台上握手叙欢，脚下却猛使绊子，怀恨在心，睚眦必报，迟早让人家吃不了兜着走，稀里糊涂撞个头破血流。
主父偃也是朝廷重臣，同样颇得汉武帝的信任，“上从其计”，“岁中四迁”(《汉书·主父偃传》)。尤其是他提出“推恩”削弱诸侯王实力的建议，深得嗜权如命、专意独裁的汉武帝的欢心，成为武帝身边的大红人，恩宠有加，权倾朝野。主父偃的得势，让公孙弘在一旁瞧着十分的不爽，他遂与主父偃结下很深的梁子(“有隙”)，时刻等待着报复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主父偃由于惩治齐王、燕王等诸侯过于严酷，激起了王公贵族们的强烈反弹，加上他自己手脚也不干净，曾“受诸侯舍金”，因此激怒了汉武帝。“大人豹变”，武帝遂下令将主父偃下狱惩办。不过，直到此时，汉武帝还不想取主父偃的性命，“上欲勿诛”，可公孙弘不干了，他知道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下个店了。只有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对主父偃落井下石，才能永远除去这个自己在官场上的强劲对手，彻底释放长期憋在自己心中的怨气。于是他一改“不肯面折庭争”的做法，旗帜鲜明，振振有词，坚持要将主父偃处以极刑：“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偃本首恶，非诛偃无以谢天下”(《汉书·主父偃传》)。在他执着的坚持之下，武帝最终改变了“欲勿诛”的初衷，下令将主父偃处死并夷其九族。可怜的主父偃，就因无意中得罪了这位“外宽内深”的公孙弘而招致惨痛的杀身灭族之祸！公孙弘的阴险和歹毒，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公孙弘整治一代大儒董仲舒，更是典型地体现了其大奸似忠、大恶如善的卑劣“小人”伎俩。
董仲舒是汉代首屈一指的儒学大师，治《公羊春秋》学独步天下，无人出其右者，对汉代儒学的复兴和发展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汉书·董仲舒传》)有人把他比之为姜太公和伊尹，认为其功业卓绝，要远远胜过管仲和晏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霸)者之佐，殆不及也”(《汉书·董仲舒传》引刘向之语。连王充这样的汉代正统思想异端者，对董仲舒也是敬仰有加，喻之为周文王、孔夫子的嫡裔传人：“文王之文在仲尼，仲尼之文在仲舒。”
公孙弘与他相比，不仅学术经历要浅薄得多(他“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出道晚的多)，而且水平更是要略逊一筹，“不如仲舒”。本来这是事实，也无碍于公孙弘做自己的丞相大官，因为学者与政客，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
但是，他气量极其狭小之性格特征，决定了他根本无法容忍有人比自己在某些方面要强的现实，所以，他妒火中烧，忿恨满腹，《汉书》用“嫉之”简单两字，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他对董仲舒的阴暗心理、仇视态度。
于是，公孙弘开始想方设法，处心积虑与董仲舒作对为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时，汉武帝有一位胞兄，爵为胶西王，其人骄横狂悖、凶蛮残忍，把杀人视作小菜一碟，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太守一级的高中层官员)。”于是公孙弘就郑重其事地向汉武帝举荐：“独仲舒可使相胶西王。”就是让董仲舒离开中央朝廷，去当胶西王的国相，企图借胶西王的屠刀，取董仲舒颈上的人头。
汉武帝不知就里，还以为是公孙弘为朝廷举贤，尽做丞相的职责，自然是钦此恩准。董仲舒当然也不笨，完全洞悉公孙弘的险恶用心，可是圣意似天，皇命难违，只好强打精神，接旨前往赴任，落得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所幸的是，“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还多少有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姿态，没有太为难董仲舒。而董仲舒本人又有自知之明，处处谨慎从事，三缄其口，终于保得首领，最后以“病免”告退，巧妙地挫败了公孙弘借刀杀人的图谋。
从公孙弘对待董仲舒的行为看，公孙弘的的确确是典型的“小人”。具体而言，他因学问逊于人而萌生杀机，足以见得其性格之狭窄残忍;欲借刀于暴戾纵恣的胶西王之手，又足以见其害人手段之阴险毒辣，防不胜防。真称得上是“内行整内行”的行家里手。更加令人叫绝的是，此人十分善于伪装，明明是要置人于死地，却偏偏能装出一副诚心诚意，和蔼热情的样子，“阳与善”，诱使你不经意中松懈警惕，门户洞开，以致深陷绝境，饱尝苦果，轻则下狱，重则丢命。
古今同源，又有谁能说当今世道上就没有公孙弘这类“小人”呢！与此类人交，可不慎欤？借用捷克著名革命领袖伏契克的话来说，便是“善良的人们，你们可要警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