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里有大量冬至习俗的记载，而现在南方人一般注重于此日建或修墓。
众多有关冬至的史料，也使我豁然开朗，那些诸多的习俗，原是辅助项目，“贺冬”才是古代冬至主打节目。据《尚书·洛诰》记载：周公“朝至于洛师”，对洛阳周边实地考察后，通过“土圭测景”选定了洛邑基址。
“土圭测景”的目的是寻找中国地理中心，要义是“树八尺之表，夏至日，景长尺有五寸;冬至日，景长一丈三尺五寸”(即竖起高为8尺的标杆，在夏至日观测，中午的日影是1.5尺，冬至日中午的日影是13.5尺)。按照周公“土圭测景”定天下之中，西周人详细规划了灭商后的第一座国家都城。
于是，周朝便把经土圭法测得的一年中“日影”最长的一天，作为新的一年开始的日子，冬至也就成了“大年初一”。
由周到秦直至汉武帝前，“冬至”的岁首地位一直没变。《汉书》谓：“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也就是说，历史上最早的“庆祝冬至”，类似现在庆贺新春佳节，也就是“贺岁”。汉武帝采用夏历后，虽把正月与冬至分开，但却设置了“冬至节”。
南朝刘宋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后汉书》曰：“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意思说，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称为“贺冬”，官方例行放假，军队待命，边塞闭关，商旅停业;老百姓“贺冬”的方式主要是烧香祭祀、美食相赠、相互走访，欢乐地过一个“安身静体”的节日。汉武帝这么一“改”，“贺岁”就变成了“贺冬”，且延续了2000多年。
为什么冬至要“贺冬”？古人认为，自冬至起，天地阳气开始兴作渐强，代表了下一个循环开始。西汉刘安的《淮南子》卷三“天文训”篇谓：“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而阳气不仅是生气，也是人身体最好的治病良药。所以，在当时医药、卫生、科学等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古人祝贺阳气自然回升也是一种科技进步。
唐、宋、明时期，冬至格外注重“贺冬”。南宋文学家周密在《武林旧事》卷三“冬至”篇曰：“都人最重一阳(冬至后白天渐长，阳气初动，故称一阳生)。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遝(行人拥挤)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炫，往来如云。
岳祠城隍诸庙，炷香者尤盛。”明代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篇介绍了当时北京的“贺冬”：十一月冬至日，文武百官贺冬后，连续三天穿戴吉祥服饰，具红笺互拜，跟过大年一样。唐、宋皇帝冬至这天还要到郊外举行盛大的祭天祭祖大典，也可以看成是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态的呵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