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百年来一直号称以孔子思想为道统的古代，朱元璋逼迫病中的衍圣公来向他这个新主朝贺，是对斯文的严重侮辱。孔子早就说过，治国的理想境界是“近者悦，远者来”，哪有以暴力作后盾，逼别人来的呢？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做？
从事物的利害关系上分析，孔府已经表示了合作的态度，他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这不会给他带来实质的好处，只会让天下读书人侧目。但朱元璋既然已经这么做了，那他肯定自有他的算盘。窃以为，朱元璋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圣人后裔对他所建立的新政权的表态，他用一种公开的粗鲁方式，羞辱一切代表旧道统的符号，就是要让天下读书人知道，看老皇历是不行了。
读中国历史，当代人常会奇怪，君王淫威之下的人们肯定是极度缺乏尊严，天天垂头丧气的，特别是在自尊方面比较敏感的文人，但事实是，旧时代的士子们似乎并不觉得自己活得有多么窝囊，哪怕直接面对高高在上的君王，自认为该争的也还是要争个不亦乐乎，甚至常常至死方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那是因为，中国的读书人死扭着“一根筋”。这根“筋”就是：他们倔强地认为，“治统”在皇帝那儿，但“道统”却在自己手里。
宋濂是公认的大儒，又是明王朝的开国功臣，有明一代的典章制度都是经由宋濂之手建立的。朱元璋找人给自己的儿子当老师，首选仍然是宋濂。
但从实际考察，明太祖是并不怎么尊敬这位“宋先生”的。宋濂在子虚乌有的胡惟庸谋反案中，如果不是马皇后力保，就差点受牵连掉了脑袋，这且不说，我们只要看看朱元璋对宋濂的评价就清楚了。
《明史》中记载，朱元璋召见一个叫桂彦良的儒生，当面夸奖他说：“江南大儒，惟卿一人”，桂彦良颇有自知之明，加上他也不懂朱元璋的心思，连忙答道：“臣不如宋濂、刘基。”这时候，朱元璋说了句掏心窝的话，“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言外之意是，这两个人哪配称“大儒”啊？
这段话表面抬举桂彦良，实际是打击宋濂和刘基这两个公认的当代大儒，否定其道统传承者的资格。朱元璋难道真的认为名不见经传的桂彦良是大儒？笑话！公认是大儒的刘基和宋濂在朱元璋眼里都没有资格，“余子何堪共酒杯”？
朱元璋不仅要从精神上羞辱自认为是道统传承者的知识分子，而且还要仰仗强大的国家机器，胁迫以道统自命的人在他所代表的“治统”面前低下头来，诚惶诚恐。在他坐上皇位不久，就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即逼迫病中的“衍圣公”到南京来朝见他。
“衍圣公”是一个封爵名，它是孔子嫡派后裔的世袭封号，各朝皆置。被朝廷封为“衍圣公”的人，即成为孔氏全家族的大宗主。很少有一个新成立的政权会逼他去朝见的，帝王登基后去孔庙祭拜倒是屡见不鲜。
《明史》记载，洪武元年(1368)三月，徐达攻占了山东济宁，这个时候虽然战事远未完全结束，但新皇帝既已登基，大势已定，衍圣公孔克坚看来根本就不想让新政权对自己有什么不好的观感，赶忙派遣儿子孔希学去拜会徐达。徐达将孔希学送到南京，孔希学上奏，解释父亲因病不能前来朝贺新主，朱元璋很不高兴，给衍圣公下了一道“手谕”，其中明确要挟对方“称疾则不可”。圣人的后裔当然体会得到“不可“这二字的力量，孔克坚“惶恐兼程进”。事实证明孔克坚并没有说谎，洪武三年(1370)春他再次以疾告归，结果在途中就病死了。
在千百年来一直号称以孔子思想为道统的古代，朱元璋逼迫病中的衍圣公来向他这个新主朝贺，是对斯文的严重侮辱。孔子早就说过，治国的理想境界是“近者悦，远者来”，哪有以暴力作后盾，逼别人来的呢？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做？从事物的利害关系上分析，孔府已经表示了合作的态度，他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这不会给他带来实质的好处，只会让天下读书人侧目。但朱元璋既然已经这么做了，那他肯定自有他的算盘。窃以为，朱元璋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圣人后裔对他所建立的新政权的表态，他用一种公开的粗鲁方式，羞辱一切代表旧道统的符号，就是要让天下读书人知道，看老皇历是不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