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等记述唐代官制的文献里，都曾备列内侍省自内侍监以下大小宦官的官职，但这些事务性官职并不能使宦官掌握多少权力。宦官之能够掌大权，是由于玄宗以后他们可以外任监军、内任神策中尉和枢密使，这些不见于当初正式编制的才是真正有权有势的要职。
所谓“宦”，本来只是指在政府里学习办事。战国时贵族多养“门客”，“宦”又成为充当门客的意思。这种门客不仅贵族门下有，国君也有，专门蓄养着充当近侍随从，就叫做“宦官”。因此宦官本来并不都是阉割过的人。但既成国君的亲随，经常穿宫入户，弄得不好会和后妃们搞不正常男女关系，总不如阉割过、丧失生殖能力的人来得保险。正好，古代本有对男性俘虏施加“宫刑”的办法，即阉割后到宫室里来服役，于是宦官中也常选用这类受过宫刑的人来充当以上都根据吕诚之(思勉)师的考证，见所著《三国史话》，民国三十二年开明书店本。。最受秦始皇宠信的宦官赵高，就本系赵国“诸赵疏属”，国亡后受宫刑当上宦官的(《史记》卷八八《蒙恬传》)。《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说：“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可见直到前汉宦官还不都阉割，要从后汉起才都用受过宫刑的阉人，当然也包括许多自行阉割以投效谋生的现在又通称宦官为“太监”，这是因为明代的宦官办事机构分设十二监，每监各设太监一员为长官，以后宦官权势大了，人们也就把非太监的宦官混称为“太监”。。
古代门客之于主子多少有点人身依附关系，发展成为宦官制度以后，宦官更统统是奴隶身份。唐末以昭宗名义所下诛戮宦官的诏书中就说过，“此辈皆朕之家臣也，比于人臣之家，则奴隶之流”(《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讲就是皇帝的家内奴隶。家内奴隶通常和从事劳动生产的奴隶一样，都是被奴役受压迫的;但如上升为奴隶头儿，奴隶总管，成为高级的宦官，那就转而站到主子的立场去压迫奴役别人了。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提一下史学界老前辈陈寅恪先生的观点。陈先生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唐代阉寺多出自今之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在当时皆边徼蛮夷区域。其地下级人民所受汉化自甚浅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类汉姓者，故唐代阉寺中疑多是蛮族或蛮夷化之汉人也。”案奴隶本多是俘虏来的，也有是买来的，唐代北方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比较厉害，即使战败也多不愿受阉割当家奴。皇帝家奴只有从当时从事农耕的南方少数民族中选用。但这些皇帝家奴得宠掌权后阶级地位就起了变化，不再代表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利益，而只能是代表皇室的利益，成为皇帝的得力爪牙了。这点务请读陈先生《述论稿》的读者们注意。
我国封建社会的宦官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掌权。一般说来，贵族势力大，能够分掌中枢大权时轮不到宦官掌权;必须皇帝有较大权力就是中央高度集权的时候，作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权。历史上宦官掌过权的朝代，如秦、汉、唐、宋、明等莫不如此。战国以前照我看是封建领主制社会，贵族和国君共同掌权，魏晋南北朝出现的门阀制度是领主制残馀在地主制社会的回光返照，皇帝得靠世家大族撑腰，皇帝家奴更没有资格多说话。少数民族皇帝的金、元、清等朝在内廷基本上不搞汉人那一套，即使有个别宦官作点威福也形成不了制度。
再就中央集权的朝代来说，也并非一开始就让宦官掌权。因为开国皇帝身边总有一批同过患难、经过考验的功臣元勋，即使他们贵为宰相，和皇帝仍是休戚与共，皇帝用不到另外培植贴身亲信。如唐开国时高祖有他的“太原元谋功臣”，太宗有参与“玄武门之变”帮他夺取政权的功臣。高宗即位时，宰相长孙无忌、褚遂良都是先帝太宗的旧人，为了从他们手里夺回权力，转而依靠“素多智计，兼涉文史”的昭仪武氏，形成了在皇帝身边的另一个中枢机构所谓“内朝”，而和宰相为首的“外朝”相抗衡。武氏当上了皇后、太后，最后改唐为周当女皇帝，先是自己掌权，晚年信任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又形成了女皇帝的内朝。中宗复周为唐，又宠信韦后形成内朝。这几个内朝都还轮不到宦官参与。
开始让宦官组成内朝，是在唐玄宗时候。玄宗吸取前此皇后擅政的教训，在废掉王皇后后不再立皇后，不让所宠爱的武惠妃、杨贵妃凭借皇后名义插手政治。把政权全部交给外朝宰相吧，当然更不放心。于是挑选了身边的大宦官高力士协助他处理政务，“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力士也就此“常止于宫中，稀出外宅”(《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这样就出现了由宦官组成的和外朝宰相抗衡的内朝。原先，唐宦官机构“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长官“内侍”只是四品，这时设置正三品的“内侍监”为长官，抬高到和外朝正三品的宰相同一级别。
唐玄宗之所以让宦官组成内朝，当然是由于宦官都已阉割过，按照习惯这种阉割过的“刑馀之人”是没有可能当皇帝的，不像宰相权势大了有可能篡位当皇帝，皇后也有可能当女皇帝;同时，也由于宦官是家奴，既贴近，又恭顺听话，不像外朝宰相有时要摆官架子，装得严肃可怕。至于宦官中选用高力士，则是因为高力士给他出过大力，“玄宗在藩，力士倾心奉之”，玄宗剪除太平公主从太上皇睿宗手里取得全部政权时，力士又积极参与军事行动(《旧唐书·高力士传》及卷八《玄宗纪》)，可说是经得起考验的干才。以后各个皇帝宠任的宦官就两《唐书·宦官传》所记，如李辅国、窦文场、霍仙鸣、吐突承璀、仇士良、田令孜等，都曾是皇帝在东宫当太子时的亲侍，程元振、俱文珍、王守澄、梁守谦等都以拥立皇帝建有殊勋，总之多数是皇帝心目中最亲近最可信赖的人物。要知道，“任人唯亲”本是旧社会的通病，唐代某些宰相也是以东宫旧人的身份被擢用的，何况宦官！
在《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等记述唐代官制的文献里，都曾备列内侍省自内侍监以下大小宦官的官职，但这些事务性官职并不能使宦官掌握多少权力。宦官之能够掌大权，是由于玄宗以后他们可以外任监军、内任神策中尉和枢密使，这些不见于当初正式编制的才是真正有权有势的要职。
先说派宦官监军，这种做法在唐初是没有的，因为当时的将领多半和皇帝共过患难，而且有大征战，部队都是临时抽调组成，“将帅无握兵之重”，用不到再派人监视。玄宗时设置了九节度使，边塞重兵长期由节度使控制，这就需要派自己的家奴宦官去充当监军。如宦官边令诚长期充当安西四镇节度使的监军，安禄山叛乱，现任和前任节度封常清、高仙芝战败，边令诚凭玄宗敕书就能在军中把封、高诛杀，可见监军的威权(《旧唐书》卷一〇四《高仙芝传》、《封常清传》)。乱事平定后，中央为了对付河北、淄青的乱党残馀势力，抵御西北边吐蕃等少数民族，以及巩固全国其他地区的统治，保证运河粮道畅通等需要，先后主动设置了三四十个节度使、观察使。可又怕他们走安禄山的老路叛变作乱，就派出大批宦官分头到他们的管区充当监军，形成了固定的监军制度。当然，充当监军的宦官未必都懂军事，还经常干出贪污受贿之类的丑事，甚至会因私嫌而诬构陷害节度使(《册府元龟》卷六六九“内臣贪货”王贱言条、李国贞条，卷六七〇“内臣诬构”薛盈珍、高重昌、许遂振诸条)。但在代表中央加强对节度使控制这点上总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有时节度使管区内发生变乱，监军也有能力及时敉平(《元龟》卷六六七“内臣立功”皇甫政条，《旧唐书》卷一四五《董晋传》记俱文珍事)。
宦官开始插手禁军也是在玄宗时候。先是高力士和禁军将领争宠，禁军将领葛福顺及其后台王毛仲等失败被贬杀(《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另一伙以陈玄礼为首的禁军将领就倒向了高力士。到肃宗朝的大宦官李辅国，代宗朝的大宦官程元振，就都曾正式“专掌禁兵”(《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程元振传》)。但所有这些禁军还只是用来驻守宫城，巩卫京师，力量究属有限。要到神策军由宦官专掌，才可算事关大局。
神策军本来只是陇右节度使管下的边防部队，安禄山叛乱时才开进中原作战，归监九节度使的高级监军“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大宦官鱼朝恩指挥，本军旧将领调走了，鱼朝恩就很自然地成为它的正式长官(《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新唐书》卷五〇《兵志》)。要知道，自从安禄山叛乱之后，皇帝对节度使再不敢无条件信任了，他迫切需要建立一支直属自己的野战部队，以维护中央的威权。这支直属部队的兵源光靠招募不行，临时招募拼凑不会有战斗力，必须找一支建制完整且有战斗力的地方部队，排除其原有将帅，由既与此部队有渊源、又忠于皇室的人来统带，从而化此地方武力为中央嫡系。以宦官鱼朝恩为长官的神策军适当其选，于是在代宗时开进京城升格为天子禁军。这支禁军和过去的禁军相比较在性质上已起了变化，它不仅负责京师的巩卫，而且如上所说成为了皇帝的直属野战部队，把京西北的好畤、麟游、普润、兴平、武功、扶风、天兴等地划归它驻防，称为“神策行营”，实际上是以京城为中心设置了一个直属皇帝的节度使级管区。而且这个管区的兵力比任何一个节度使都强大，在德宗时已扩大到十五万(《新唐书·兵志》)，武宗时左右神策军“每军有十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而当时节度使手下真能作战的最多不过三五万，少的仅一万。加之节度使之间矛盾重重，即使最不听话的河北、淄青也很难联合起来对付中央，因而这十五至二十万神策军足可使节度使们不敢轻举妄动。一旦有所举动，皇帝可以马上动用神策军。《新唐书·兵志》所谓“神策军虽处内，而多以裨将将兵征伐，往往有功”，确实点清了神策军的积极作用。
神策军之成为禁军是鱼朝恩的功劳。以后鱼朝恩跋扈被杀，代宗没有再派宦官接管神策军，而由神策军将自行统率。这些军将不是当大帅的材料，到德宗时又改派出身朔方军、懂得军事的文官白志贞来统率。以后由于打河北、淄青及打淮西把神策军调空了，京西北的泾原兵过京城发动兵变，白志贞受到朝廷反对派的攻击无法继续干下去。等前线的神策军撤回来平定了兵变，又发现它的临时统将李晟过于飞扬跋扈，不敢让他正式成为神策全军的长官。比较起来还是家奴宦官可靠一些，于是先让曾经充任李晟监军的宦官窦文场和另一个宦官霍仙鸣，以“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名义作为神策全军的监军。贞元十二年(796)正式设立“神策中尉”，以窦为左神策护军中尉，霍为右神策护军中尉，自此出任中尉的宦官成为名正言顺的神策军长官。当然，皇帝对神策中尉的信任还是有限度的，他采用过去禁军分左右的办法也让神策军分成左右，设置不相统属的左军中尉和右军中尉，让他们在自己面前互相争宠，互有牵制，而自己从中操纵利用。有些中尉之所以会被贬逐诛杀而无力反抗，正是因为他不曾掌握神策全军，得不到另一个中尉支持的缘故。
神策中尉独掌兵权，枢密使则分掌政权。前面说过，玄宗时高力士接受“四方进奏文表”，这实际已起着后来枢密使的作用。代宗时用内侍董秀“掌枢密”，“宣传诏旨于中书门下，秀诛，以〔乔〕献德代之”(《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总序”、“恩宠”)。从此逐渐形成制度，到敬宗时正式设置了两员由大宦官充任的枢密使。枢密使的本职如上所说只是在皇帝身边掌管机密，宣传诏旨，但实际上可以和宰相“共参国政”(《通鉴》卷二五〇咸通二年二月条)，甚至有权过问宰相的任命(《通鉴》卷二四七会昌三年五月条)，所以和两神策中尉合称为“四贵”。一般说来，枢密使的级别似乎比中尉低，中尉往往由枢密使升任，但由于枢密使干预政事的机会多，和皇帝更亲近，地位实际上反高于中尉。不过中尉也经常干政，尤其是政局有大变动时，掌握兵权的中尉往往有力量否决枢密使的主张。此外还应看到，皇帝不仅任用枢密使、中尉组成内朝，还同时任用文人以“翰林学士”的名义来充当自己的机要秘书，当时称中尉、枢密使为“内大臣”(《唐语林》四库本卷七)，而翰林学士和枢密使又都有“内相”之称(《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曾“总枢密之任”的宦官梁守谦墓志拓本)，这又是皇帝在对各帮势力搞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