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为了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让整个帝国陷入到这种全民皆兵、全民皆役的疯狂状态中。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山东、河南一带，水灾成患。
可以说，隋炀帝杨广的一生，就是在活给别人看。史料中可以见到这样的记录：“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
在隋文帝面前，杨广总是伪装成不好声色、勤俭好德的样子，在当时被人称为仁孝。外出打猎碰到下雨，手下人给他献上雨衣，他却说：“士兵们都湿透了，我怎么可以独自穿这件衣服呢？”为了能够得到王位，他将真实的自己伪装起来。等到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外在的压力和约束都已经消失，天性中那长期压抑着的“激进因子”不可阻挡地活跃了起来。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强化了他的政治虚荣心，也同时助长了他内心的浮躁感。这么大的舞台，他演戏的欲望更加强烈。他继续扮演着一个虚假的自我，一个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自我，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观众由区区“二圣”两个人扩展为全世界的人。
路旁的树木都用丝绸缠起来，而有的百姓却没有衣服穿
在杨广登基之初，大隋王朝各项经济指标和人口数量的增长都呈递增之势。杨广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既然能够成为天下人的领袖，才能自然居于众生之上。
他曾经自负地说：“天下的人都认为我是因为生在皇家才能继承皇位，拥有四海。但是如果让我和那些知识分子搞一次以文治武功来竞选皇帝之位，我也是当仁不让的天子。”
没有做过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皇帝宝座是什么感觉，一句话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句话改变一座城池的命运。权力越来越大，需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登上皇位的杨广体会到了权力所带来的眩晕感。
隋朝的财政体制是藏富于国，这就导致了官僚资本的大量积累，而老百姓的日子却过得异常艰难。据史料记载，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十五，杨广在东都洛阳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那些随他西巡入京的诸国使节、商人都有幸见识了帝国的强盛与富足。来自全国各地的5万多名乐工集中于东都皇城外的定鼎门大街，足足闹腾了半个月。
除了炫耀自己的精神文明，杨广还将自己的物质文明展示了一番。东都的市场被整饬一新，供各国商人参观。就连那些成本低廉、收入微薄的菜贩子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连拉带拽进去喝几杯，喝完后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不用付钱。那些老板们说：“我中原大国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饭都是不要钱的。”
喝了酒的胡人们，满脸写着狐疑之色，他们踉踉跄跄出了酒店，一头就撞在了路旁的树干上，可丝毫没有感觉到疼。半醉半醒之间，抬眼上瞧，路旁的树木都用丝绸缠起来，极尽奢华。对于杨广所展示出来的大国奢华之风，胡商们很不理解。他们转脸问身边的中原朋友：“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为什么不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这句话极尽讽刺意味。
杨广在形象工程建设方面下了血本，苦了百姓
即位后的杨广，急于要用最短的时间来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他认为如果一个帝王能够在他所统治的时代里，迎来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就能说明这个皇帝够得上一个圣君的标准。杨广一方面向高丽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服”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又建东都、凿运河、筑长城、开驰道，在形象工程建设方面不惜下血本。
按照中国人评判历史的标准，杨广的这几个大手笔并不是一个安于享受的帝王愿意去做的。不管出于怎样的一番考虑，中华帝国以一种另类的姿态趋向杨广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一颗浮躁而澎湃的霸主之心，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对于诗人杨广来说，他要构建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世界;可是对于皇帝杨广来说，这又是一项宏大而艰难的命题，而他又没有能力处理好个人英雄主义与千秋功业、人民的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营建东都，为了证明自己是权力正统的核心;修建长城，是为中华帝国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修筑运河，是为了贯通南北漕运的血管;征伐高丽，是“圣王之业”弈局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杨广运作帝王权力的胜负手。
在天下承平、国力强盛之时，用这种大工程来装点盛世的繁华是掌权者通常会采用的方式。如此集中、如此大规模地将这些形象工程连续上马，全国老百姓在短时间内几乎都被集中到劳动工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