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西汉政府倡导“无为而治”，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有的居然横行地方，蔑视官府，不守国法。如济南郡的瞷氏家族，仗着宗族户多人众，称霸地方，屡与官府作难。地方官循于常法，“莫能制”，于是汉景帝拜郅都为济南郡太守。郅都针对不法豪强目无国法、肆行无忌的特点，采取了以暴制暴的手段。到任即捕杀瞷氏首恶，推行严法，开西汉以严厉手段打击豪强之先河。瞷氏首恶被诛，“余皆股栗”，不敢再与官府对抗。他在任一年多，“郡中不拾遗”。郅都雷厉风行地打击济南豪强，影响极大，周围十几郡太守对他衷心敬服，视他如上司。
前150年，郅都晋升为中尉，掌管京师治安，亲领北军。他执法不阿，从不趋炎附势，也不看权臣脸色行事。丞相周亚夫官高傲慢，而郅都见到他只是作揖，并不跪拜。当时统治者一意恢复国家的经济实力，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因而人民受的剥削较轻，安居乐业，极少有百姓触犯法律之事，犯法者多为皇亲国戚、功臣列侯。郅都行法不避权贵，凡犯法违禁者，不论何官何人，一律以法惩之。列侯宗室对郅都是又恨又怕，见他皆侧目而视，背后称他为“苍鹰”，喻指他执法异常凶猛。
郅都为人勇敢，有气力，公正廉洁，不翻开私人求情的信。送礼，他不接受，私人的请托他不听。他常常自己说：“已经背离父母而来当官，我就应当在官位上奉公尽职，保持节操而死，不能顾念妻子儿女”。
读史可知，正史中专为“酷吏”作传始于汉代的司马迁，他区分官员为两类，“酷吏”和“循吏”，后者大概是指恪守礼法、循规蹈矩，能为官员模范的。
汉朝时的酷吏大致有三个特点，一是比较廉洁。据司马迁所记，堪称有史以来酷吏第一人的郅都十分就很“公廉”，熟人的馈赠不受，亲戚的请托拒绝。《后汉书》记载酷吏董宣死的时候，“唯见布被覆尸，妻子对哭，有大麦数斛、敝车一乘”。二是喜用重典不畏豪强，对不服从法律的人，特别是豪门贵族，敢于痛下辣手。郅都执法严酷，甚至连列侯宗室都畏之如虎，称其为“苍鹰”。董宣更厉害，皇帝妹妹的家奴杀人受其庇护，董宣硬是在路上拦住了公主的车，将凶手格杀了，公主投诉，皇帝要董宣道个歉算了，董宣宁死不从。汉时酷吏的第三个特点是几乎都没落得个好下场，郅都是得罪了藩王，太后硬要皇帝斩了他;有“虎冠之吏”之称的王温舒更惨，因人告发，被诛灭五族。
检讨前、后汉时酷吏司法、行政的得失，杀人太多太滥肯定无法让人原谅和同情，但其操守廉洁和不畏权势之精神，毕竟还是值得人们尊重的，司马迁、班固等人当年为彼辈作传也有所肯定。
汉以后，“酷吏”这一名目开始从正史上消失。这不奇怪，像汉时的酷吏那样，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了，而且自己还往往没有好下场，愿做这种傻事的官员当然是越来越少，原初意义上的“酷吏”已经没有了。不过，另一型“酷吏”却应运而生，他们也苛酷无情，但这种“酷”只施之于平民百姓和弱势群体，至于对上，且不说笑傲王侯搏击豪强，就是对他的同僚，只要在一个利益集团内，他办起事来也会方方面面都妥为照顾，乃至徇私枉法也在所不惜。鲁迅所说的“对强者是羊对弱者是狼”，正好是其活画像。在这种新型“酷吏”治下的司法，必然是势利至极的司法，他们用最冷酷最不讲人情的苛刻条款压得老百姓没法说理，还美其名曰“秉公办事”，而对上面的“场面上的人”，他们就会无限宽纵，法律的底线就这样被其一次次突破，而最终成为一纸空文。
如果说汉代“酷吏”敢捋虎须的精神犹能让人产生几分敬意的话，那么面对汉以后的这种新型“酷吏”，人们就只剩下了恐惧和憎恶。清末著名小说《老残游记》就突出描写了这样一位酷吏“玉大人”，在其治下老百姓堪称动辄得咎，为了对付他心目中的“刁民”，他还特别发明了一种叫做“站笼”的酷刑，就是把犯人放在特制的木笼里，顶有圆孔，以束犯人颈部，而其双脚却是悬空的，这样站上一夜往往毙命。这位“玉大人”的真实原型即山东曹州知府毓贤，他上任不到一年，受“站笼”之刑而死的多达两千余人，其中多数都是安分守己的百姓。而就是毓贤这样的人，在同僚中居然还有清官的声誉，难怪曹州百姓愤慨地说：与其要这样的清官，还不如在一个贪官手下讨生活呢！
探讨“酷吏”变迁的历史，我们自不必感叹“哪怕酷吏也是越古的好”，这种感叹复古意味太浓，也缺乏历史的眼光。相反，任何一种酷吏都是我们要拒斥的，这才是今天的我们应该大声说出来的。历史的旧账簿早就翻过去了。我们欣幸，这是一个公民意识觉醒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应当是“酷吏”终结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