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官员出门时必须要有专门的轿子坐，这也算是身份的一种体现。可是偏偏有人还不爱好这个。著名的诗人王安石在做官期间，就不喜欢坐轿子四处走。这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他有这样的习惯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号半山，逝世后追谥号“文”，世人称其为王文公，自号临川先生，小字獾郎，晚年封荆国公，汉族，世称临川先生又称王荆公，江西临川(今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
轿子古称肩舆，这种用人来抬人的交通工具，在《史记·夏本记》中已有记载。但在远古，轿子只是非常有身份的人在非常必要的时候(譬如大禹治水走遍全国)才偶一用之。汉唐之际轿子仍不常见。
我们从史书上可以看到，即使是高官贵族也还是骑马或乘坐马车。到宋代轿子就相当普及了，当官的通常都坐它。轿子的鼎盛时期是明清两代，无论是谁有钱都可以雇到，不过轿子的“级别”是有严格的贵贱之分的。
然而，宋代也有少数高官是不肯坐轿子的。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这样的人。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载：“司马温公为西京留台，每出，乘马，或不张盖，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谓曰：‘公出无从骑，市人或不识，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识耳。’王荆公辞相位，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
呜呼！二公之贤多同，至议新法不合绝交，惜哉！”邵伯温少壮之时是坚决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但是他对王安石的品格道德仍然是尊重的，在他晚年写笔记时可能已进行了反思，书中对保守派也作了批评，并认为某些具体问题(如差役、雇役之争)双方都有错误。因此，这本书的有些部分应当是比较客观的，更可贵的是保存了很多有关北宋末年变法与反变法的珍贵史料。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原来王安石是这样不肯坐轿子的，还真是名人怪事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习惯。这有趣的一个故事，也算是为历史添上一抹亮丽的色彩。如果后人在翻看史书，也不会觉得古人呆板无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