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岁的华人首富兼世界首富伍秉鉴，终于跑路了。伍秉鉴十分富有，在2001年《华尔街日报》统计的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FiftyoftheWealthiestpeopleofthepast1，000Years)中，他是上榜的6名中国人之一，《华尔街日报》称他是那个时代的世界首富。作为帝国特许的外贸进出口商，“行商”曾经是中国式财富的代表，广东十三行也是中国外贸的垄断群体，他们与盐商一起构成了中国富豪的主体。但是，1826年11月16日，伍秉鉴正式通知英国东印度公司，他已经获得了“粤海关监督”的准许，不再担任行商;同时，他也把生意交给了其四子伍受昌管理，请英国商业伙伴们多多帮助他儿子。帝国商场，从来不是自由进出的所在，一切都握在政府手里，不仅包括准入，也包括退出，违者将遭到国家机器的严厉打击。首富为了这次跑路，花费了巨大的代价：一是时间成本，从嘉庆十四年(1809年)提出退休熬到了道光六年(1826年)，足足17年;二是经济成本，根据东印度度公司的文件记载，首富为此足足花费了50万银元的巨资，上下打点，才获得了这张史上最贵的退休证。但是，东印度公司的文件也记载道，这份花费巨资、等待17年才拿到手的退休证，依然可能被当局随时撤销。此时看，伍秉鉴似乎还算幸运的……
就在18年前，另一富豪就被帝国的一纸号令，在跑路之后被截回。1808年，另一行商、“同文行”的老板潘致祥，也花费了10万两白银(约合人民币2000万元)贿赂官员，获准“退休”。那时，潘老板才53岁，与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一起，号称广州四大富豪，并且名列榜首。但是，他却公开宣称：“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仅仅6年后，1815年1月11日(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潘老板就不得不结束“宁为一只狗”的自由生涯。嘉庆皇帝直接下文：“退商潘致祥久充洋商，家道殷实，从前朦混请退，本属取巧，现当洋行疲敝之时，岂容任其置身事外。着责令仍充洋商，与各总商认真清理一切，毋许狡卸。”
在帝国看来，商人们当年靠权力致富，却在致富后一走了之，实在有点辜负朝廷的多年培养。好在朝廷还有国家机器，自有办法不容其“置身事外”，一纸文件，取消了“退休”资格，将已经跑路的潘老板捆绑回来，他之前花费的10万两白银，等于扔到了水里。重新上岗的潘老板，将行号由“同文行”更名为“同孚行”，继续经营，直到1820年他病故，潘家无人愿意再担任行商，才算最后退出，真正是“死而后已”。他因死退出，也成就了伍秉鉴的首富地位。帝国的经济圈是森严的，只要出任政府的行商，尤其是经营的不错的行商，就没有自由退出的机制。政府明文规定：“乏商(无实力的行商)应即参革，殷商(有实力的行商)不准求退，即实有老病残废等事，亦应责令亲信子侄接办。总不准坐拥厚资，置身事外。”
行商后人、民国时学者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中说，行商因不堪苛征暴敛，多有中途退办行务者，但退办时必须先清偿债务及历年来欠饷及罚金，才可能被批准退出。而且，因为行商资格是皇帝亲自任命的，退出也必须等待圣旨核准。否则，即便行商不想再干，却不能不继续承担义务。“有时行商即已退办，而海关以其他行商信用较弱，仍令其重新执行行务，行商不愿再作冯妇者，海关监督则强其为之，因是值得借债勉强支持生理(生意)，迨至不可收拾时，遂须受监追、查抄家产、充军伊犁之苦。”梁嘉彬记载说，诸多行商中，只有“义成行”老板叶上林，顺利地获得了同意退出的圣旨，而其他人则要通过行贿才能退，而且依然可能被随时取消退休资格。梁嘉彬记载道，就在伍秉鉴花费了创纪录的50万银元后次年，“天宝行”老板梁经国为了“退休”，仅仅行贿了3万银元，价格之低“为向来所稀有”。
伍秉鉴的确是受够了。这个家族，自从其父亲伍国莹开设了贸易公司“怡和行”、成为第一代“浩官”(Hawqua)之后，就一直在财富和动荡中不断折腾。1787年，伍国莹为给一家中国公司担保，卷入了英国商人与中国商人的经济纠纷，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非法拘禁，勒逼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第二年，据称他又因为欠下不少海关关税及其他税捐，干脆一走了之(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当了“伍跑跑”。最终侥幸过关的伍国莹，迅速将公司业务交给了次子伍秉钧，开始了第二代掌舵。
在第二代“浩官”伍秉钧的手上，怡和行业务增长很快，成为行商中的佼佼者。1800年，伍秉钧也依然难以逃脱公权力的压榨。这年，怡和承保的一艘英国商船，被大清海关查获有两对表未纳税——据说这是船员们自用的表，忘记申报。伍秉钧希望罚款了事，愿意支付180银元，海关监督却罚他纳税50倍。次年，年仅35岁的伍秉钧因病去世，把摊子交给了32岁的三弟伍秉鉴，开始了第二代的第二阶段。伍秉鉴长袖善舞，怡和行终于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公司，伍秉鉴也成为世界首富。在伍秉鉴奔向首富的道路上，十分坎坷。面对着强大的政府公权力，作为首席行商的伍秉鉴，不得不为外商们和其他行商们的过失承担连带责任，甚至在1821年52岁时还因此被“罢官”——摘去了花费巨资购得的三品顶戴。
这年冬天，2月13日(农历十一月十九日)，道光皇帝下旨：“着将伍敦元(伍秉鉴)所得议叙三品顶带，即行摘去，以示惩儆。”这是道光元年，刚刚即位的皇帝需要立威，伍秉鉴撞上了他的枪口。罢官的理由，是伍秉鉴作为行商领袖，没能做好防范鸦片走私的工作：“鸦片流传内地，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夷船私贩偷销，例有明禁，该洋商伍敦元并不随时禀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一个月前，两广总督阮元向皇帝参了伍秉鉴一本，指责他协助走私鸦片：“盖洋商(即洋行商人，如伍秉鉴等，不是外商)与夷人最为切近，夷船私带鸦片，即能瞒臣等之耳目，断不能瞒该商等之耳目……乃频年以来，从未见洋商禀办一船，其为只图见好于夷人，不顾内地之受害，显而易见。洋商内伍敦元系总商居首之人，责任尤专，各国夷情，亦为最熟。今与众商通同徇隐，殊为可恶。”
在大清特色的体制下，行商们承担了外贸管理的职责，要为外商们的一切违法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以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反走私的第一责任人并非政府，而是为外商担保的公行商人。这一制度设计，为官员们提供了绝佳的进退空间，既可以高调打击走私，抬高“寻租”的行情，又不必亲自动手，且可以随时推卸责任。阮总督要弹劾伍老板，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史料，实在是因为当年发生的“叶恒澍事件”令他十分生气。犯下命案的叶恒澍，是澳门行贿基金的负责人之一，为了保命，居然在牢里扬言要公开广东官员们的贪腐证据，最终，还真的仅仅被追究了走私罪，逃脱了命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