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邑考在书中笔墨不多,在人们心目中应该是个孝子的形象。
作家对这个人物的评价比较客观,一方面伯邑考是个忠于孝道的厚重角色,但另一方面,伯邑考的性格中又表现出某种情绪化的强烈色彩。
本来,按照父亲姬昌的推算,他被囚羑里已经七年,应该平安归来。为此,他在出行前还特意叮嘱儿子不可轻举妄动,只能顺天待时。但伯邑考见七年期满,不见父亲回返,忧心忡忡,决意“自往朝歌,代父赎罪”。散宜生表示反对,因为主公说过“七年之厄已满,灾完难足,自然归国”。但伯邑考坚持要去,理由是父亲被囚羑里,举目无亲,“为人子者,于心何忍?”
伯邑考前往朝歌,完全是出于孝子情感的冲动,而不是理智的衡量。
我们都知道最后伯邑考不仅没有完成“代父赎罪”的初衷,反遭杀身之祸,而且险些把父亲姬昌也拖入危境。
很显然,这种出于孝道的选择是有欠考虑的。
伯邑考在小说中不是一个简单的儿子角色,更是一个国家治理者的形象。评价他,不能用机械的“孝”的标准,而应该采用“义”的尺度。
伯邑考无意中抛弃的,正是国家大义。他携带三件国宝,预备博得纣王欢心,好放父王归还。亚相比干看了叹息道:“此宝虽妙,今天子失德,又以游戏之物进贡,正是助桀为虐,荧惑圣聪,反加朝廷之乱。”
事情的确如此,即使这些宝物真能赎回姬昌,满足了伯邑考的一片孝心,却助长了昏君的淫靡之风。
很难说伯邑考做的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伯邑考情绪化的弱点在妲己的诱惑面前再度显露,结果送了自己的性命。他的死还给姬昌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为了消解纣王的疑心,父亲不得不吃下爱子之肉。
即使这样,姬昌的危险也并没有消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大臣散宜生谋划贿赂费仲、尤浑二贼,才骗得纣王,使主公平安归国。
不能否认,伯邑考的仁孝之心真实感人。但在西歧与朝歌之间的善恶冲突中,这不过是小孝,不是至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