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人《过庭录》所载：江苏人孙山与同乡一起去省城参加乡试(乡试第一名称“解元”)待发榜时孙山是最后一名，而其同乡则榜上无名，孙山在回家时遇见同乡的父亲，其父向孙山询问儿子是否孝中举人，孙山不便明讲，就顺口编了两句顺口溜说：“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从此“名落孙山”就成了“落第”的代名词。
乾隆三十三年(1758)，十八岁的和珅应戊子科顺天乡试。乡试系省一级的考试，凡考中者即为举人，便可参加会试。
科举取士原本是汉族地区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始创于隋唐时期，迨至明初形成以八股文应试的制度。清王朝在入关以前，即已对科举取士的做法进行过尝试，天聪三年(1639)九月举行“考取生员”的考试，诸贝勒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家主不得阻挠。凡考中者得脱奴籍(清开国时大量掠夺汉人为奴)，“俱免二丁关役，并候录用”(有二百人考中)。天聪八年(1634)三月再次考取二百二十八人。同年四月又进行选拔举人的考试，满洲人旗的刚林、敦多惠、查布海、恩格德及汉人齐国如、宜成格、朱灿然、罗锈锦、梁正大、雷兴、马国柱、王来用，蒙古人俄博待、苏鲁木等十六人成为清王朝的第一批举人，“各赐衣一袭，免四丁，宴于礼部”，此为八旗后。顺治元年(1644)十月三十日，顺治帝在皇极门颁诏，表示要沿用明代科举取士之制，每三年开科一次，仍于辰、戍、丑、未年举行乡试，子、午、卯、西举行会试(选拔进士)。对以骑射为本的旗人，直到顺治八年(1651)才开始实行乡试、会试之制。由于当时尚未实现一统，八旗子弟不逞文治，应试者寥寥无几，录取名额比应试人有时还要多，故八旗科举时停，迨至康熙十五年(1676)才开始步入正轨。
八旗科举同一般科举有很大差异，无论是乡试还是会试，第一场要先考骑射，只有骑射通过才能进入以后的考核，而且还要加试满文或蒙古文。乡试录取名额屡有文化，顺治八年定为满洲、汉军各五十、蒙古二十，此后录取名额则有所减少，至乾隆九年(1744)定为满洲、蒙古各二十七名，汉军二十名，遂成定例。地试录取名额则降至名四人(满洲、汉军原为二十五，蒙古原为十)。
尽管八旗子弟“专重骑射，不以文事争能”，但由于八旗兵额有限，基本上保持在十万左右，而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压力使得越来越多的旗人子弟得不到当兵的机会，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开始步入考场，尤其是那些就读于咸安宫官学、八旗官学的子弟，更是把参加科考作为一个步入官场的重要途径。据朱寿朋统计，自顺治八年至乾隆戊子科(乾隆三十三年)之前，出身科第且飞黄腾达的旗人子弟就有七十五人，其中有名声显赫的有范承谟(隶汉军镶黄旗，顺治八年进士，曾任福建总督，死于三藩之乱)，阿克敦(隶满洲正蓝旗，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曾任《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八旗通志》等著作副总裁)，尹继善(隶满洲镶黄旗，雍正元年进士，历任两江总督、陕甘总督、军机处大臣)。
八旗子弟中，目不识丁者比比皆是，许多人既不识汉字，亦不会说满语，不学无术，自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定鼎中原，从龙入关的八旗劲旅就处于汉民族的包围之中，汉语在交往中显示出重要地位，满语则因其使用机会减少而渐被废弃。尽管清朝统治者竭力提倡使用本民族语言，但在实际上仍无法改变满语日渐灭亡的局面。据昭(木连)在《啸亭杂录》中所记，乾隆时期宗室贵族多不会说满语，一次乾隆皇帝“召见宗室公，宁盛额不以国语应对”，“因增应封宗室及近支宗室十岁以下者以小考”。每年“十月中，钦派皇子、王、公、军机大臣等，亲为考试清语、弓马，诸宗室视其父爵，列次考试。其优者，带领引见，上每赐花翎、缎匹以奖励之;其劣者，停其应封之爵以耻之”。把是否掌握本民族语言，作为能否袭爵的条件，这本身就足以反映出问题的严重。
和珅精通满、蒙、汉、藏四种语言文字，对《四书》《五经》亦能倒背如流，写八股文也是轻车熟路，然而命运之神却同他开了一个玩笑，在戊子科乡试中竟然名落孙山。
自开八旗科举以来，乡试的录取名额一直在减少，乾隆九年所定的名额只是顺治八年的百分之五十五，而应试者却比以前大为增多，这就使得一些有才华而非显赫家庭的子弟难免落第的厄运。对考官来说，总要把有限的名额用来“纳结权贵”，“其间未必尽纳贿”，量在权衡取舍时，“爵高者必录，爵高而党羽少者乙之，财丰者多录，财丰而名不素者又将乙之”。因而自清初以来，因次科考“所中大臣子弟居多”。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在权贵云聚的帝都实在多如牛毛，或许这正是和珅落第的真正原因。尽管科举考试并不是八旗子弟入仕的惟一途径，然而落第毕竟使得相当自负的和珅极为不快，以至留下“翻悔归来增怅怏，人间谁复是知音”的诗句，但和珅并未因此而自暴自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