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人王逢《题胡笳十八拍图》曾经有“才慧其如薄命何”的感叹，又写道：“寥寥谁谓邕无后，得读《离骚》幸尽多。”明代诗人周鼎《蔡琰归汉图》也有“纵多文思出天机，赢得胡笳泪满衣”的诗句。所谓“才慧”“文思”，都歌颂了汉末女学者蔡文姬非凡的文化资质和突出的文化贡献。据说蔡邕的四千余卷藏书在战乱中丧失之后，蔡文姬因曹操的指令，凭记忆重新抄写出其中的四百余篇。
在汉代教育的空前普及以及社会对于学习的共同重视的背景下，有不少熟悉典籍文献，对前代文化积累有所理解的知识女性，曾经在历史上留下了文化印迹。历史记载告诉我们，许多普通的妇女，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准。
汉文帝皇后窦姬重视黄老之学。司马迁《史记》记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她的文化倾向，直到她的孙子汉武帝刘彻登基后依然有显著的影响。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的推行，是在窦太后逝世之后方才实现的。汉文帝时，齐太仓令淳于公犯罪应当受刑。他的小女儿缇萦随父到长安，上书求赎父刑。她写道：“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犯法者即使要改过自新，也不可能实现了。她表示愿意以自身入为官婢，请求免除父亲的刑罚。缇萦的上书感动了汉文帝，随即发生了废除肉刑的刑法改革。班固有诗作感叹缇萦事迹：“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缇萦故事构成中国古代刑法史中的重要情节。我们在这里更为注意的，是“少女”缇萦能够上书帝王，并且言语得体，文辞感人的事实。如果缇萦完全没有文化，就不会形成“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的感染力，也不会使汉文帝“恻然感至情”，自然也就不会有废除肉刑的法令。后来解忧公主有《上昭帝书》、《上宣帝书》、《又上宣帝书》，冯嫽有《上元帝书》，敬武长公主有《上哀帝书》，也都是妇女不仅能够读书，而且可以写作的史例。据说卓文君曾经作《司马相如诔》，感叹“生平浅促兮命也难扶，长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鸣哀哀兮吾将安如”。诔文是否确实出自卓文君笔下，还需要论证。但是人们相信这位名女子除了喜好音乐而外，应当也是胸有文才的。
对于冯嫽，《汉书》说她“能史书，习事”。关于汉成帝许皇后，也有“聪慧，善史书”的记录。“史书”，指相当高的文字学、文书学和书法造诣。汉代史籍记载所谓“善史书”，是对其人学力和才质的很高的评价。
汉明帝马皇后是名将马援的女儿，《后汉书》说她“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周官》就是《周礼》。《董仲舒书》应当就是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汉章帝窦皇后六岁的时候就“能书”。汉和帝皇后邓绥是名将邓禹的孙女，六岁“能史书”，十二岁时已经精通《诗经》和《论语》，可以和兄长们讨论儒学经传中的学术问题。《后汉书》说她“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亲时常批评说：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难道会被推举为“博士”吗？邓绥不愿意违抗母命，于是白天按照常例完成女子的家政训练，晚上诵读经典，家中都称她为“诸生”。任朝廷高官的父亲邓训欣赏她的才能，事无大小，都与邓绥商议。入宫后，“从曹大家受经书”，又兼及天文、算数之学，往往白天处理政务，夜间勤奋读书。她发现书籍文字多有错误，于是指派专人进行整理。“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汉殇帝的生母左姬“善史书，喜辞赋”。汉顺帝梁皇后名叫梁妠，据说小时候就“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汉灵帝喜爱的王美人，“聪敏有才明，能书会计”，也是宫廷贵族女子热心掌握知识的例子。汉末中山无极女子，后来的魏文帝甄皇后，据《三国志》注引《魏书》说，“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经常使用兄长们的笔砚，兄长说：汝当习女工，读书写字，难道要做“女博士”吗？她回答道：“闻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见之？”甄家女儿的这番话，表达了好学女子博古通今的志向。
向邓绥传授经书和天文、算术的“曹大家”，就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女著作家班昭。班昭是班彪的女儿，班固的妹妹。班固是《汉书》的主要作者。他去世时，这部史学名著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汉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来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继续完成了《天文志》。班昭的其他著作，有“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留到今天的还有《东征赋》、《针缕赋》、《大雀赋》、《蝉赋》、《为兄超求代疏》、《上邓太后疏》、《欹器颂》以及《女诫》等。当时的大儒马融，曾经在班昭门下学习《汉书》。
班昭多次被皇帝召入宫中，“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班昭丈夫的妹妹名叫曹丰生，据说“亦有才惠”，曾经写信就《女诫》的内容向班昭提出批评，而“辞有可观”。这是历史上少见的女子相互进行学术文化辩论或者道德伦理辩论的故事。班昭的论著由她的儿媳丁氏整理。这位丁氏，又曾经作《大家赞》总结班昭的文化贡献。看来，在特定情形下，汉代甚至曾经出现过才具先进的由女性组成的文化群体。汉和帝邓皇后曾经命令宫中宦官学习经典，然后向宫女们传授，后宫中于是形成了学习儒学经典的风气：“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马融让自己的妻女一起习读班昭的《女诫》，也是当时妇女共同学习的实例。
关于汉代妇女文化学习的多数例证是上层社会的故事。马融的女儿马芝“有才义”，曾经作《申情赋》追怀亲长，荀爽的女儿荀采“聪敏有才艺”，也都体现出家族文化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平民女子好学博闻的历史记载。《后汉书·列女传》写道，吴人许升的妻子吕荣屡屡劝说许升“修学”，沛人刘长卿的妻子言谈之中随口引述《诗经》文字。这些都是学习风气普及的史例。又如，“安定皇甫规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规初丧室家，后更娶之。妻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众人怪其工。”安定人皇甫规的第二任妻子，出身不详，应当不是名门。她写作能力很强，书法亦精，为皇甫规起草文书，看到的人都惊异其文辞的优美和缮写的完好。应当注意，所谓“善属文”，是对文化能力的很高的评价。《汉书》和《后汉书》对于兒宽、陈汤这样的名臣，对于崔骃、张衡这样的学者，对于曹植、王粲这样的大文学家，也都是使用了“善属文”这样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