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少年时代就喜爱屈原，熟读其作品。到了青年时代更为崇拜。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23岁的苏轼告别故乡四川，随父苏洵取长江水道北赴京师。在湖北有一遗宫即屈原的故居，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庙，立像祭祀，但历史的风尘已把此时的屈原庙吹变得荒废不堪。苏轼见此景感伤至极，心中多年的偶像，一个伟大的身影，一段历史的悲剧，一幕幕浮现眼前。在含泪祭扫屈原庙后，他满怀深情创作出名篇《屈原庙赋》，此作成为苏轼三十多篇辞赋作品中，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屈原庙赋》不是简单表达“粉丝”对偶像的崇拜之情，全文与屈原的灵魂对话，把偶像悲壮惨烈的一生和崇高的爱国激情完整地渗透在如泣如诉的笔墨之中。字里行间流淌着年轻才子对历史伟人的心驰神往和对屈原高风亮节的由衷赞叹。
据清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记载，也是在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也是在随父苏洵取长江水道北赴京途中，路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然建有一座屈原塔，苏轼惊异之余挥笔写下了五言古诗——《屈原塔》：“……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作者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从某种意义上说，《屈原塔》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苏轼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始终对未来充满希望。
对反对偶像者坚决驳斥
对于屈原的“忠贞之死”，千百年来并不是人人都欣赏。在苏轼以前，就有一些学者反对屈原投江，其中汉代的扬雄是代表人物。扬雄在《反离骚·序》里认为：君子得不到适当时机就应该如龙蛇一样暂时蛰伏起来，遇不遇到适当的时机是命中注定，何必沉江自尽？
苏轼对扬雄的论调坚决驳斥。苏轼在《屈原庙赋》中详细解释了屈原自寻短见的主要原因，有力反驳了扬雄的看法，同时更用屈原的“忠贞之死”来和扬雄作对比，极大地讽刺扬雄于汉亡后不能守节改事王莽的新朝。此举千百年来令学界大为赞赏，认为苏轼对屈原的崇拜，已经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达到一种思想精神的至高境界，是人生意义的一种追寻。
扬雄对自己年轻时喜欢作赋感到很后悔。他在《法言·吾子》篇里说：“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作赋只不过是雕虫小技，成年人是不应该去作的。苏轼写文批驳：扬雄呕心沥血模仿《易经》所写成《太玄》，模仿《论语》所写成《法言》，其实才是真正的雕琢虫书而已。在苏轼眼中，这两本着作根本没什么了不起，扬雄用此书来掩饰他的丑陋，《太玄》和《法言》绝对不配称为经书，屈原的辞赋才具有永不磨灭的精神价值。
惟一人令自己无法相比
大文豪苏轼虽自身才华横溢，但从年少时起，一直到人生的晚年，对屈原的崇拜如陈年的老酒愈久愈烈。他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赞叹屈原的《离骚》。苏轼说“《离骚》价值极高，足与日月争光可也”。
最能体现苏轼对偶像“狂热”赞美的，要算明人蒋之翘在《七十二家评楚辞》中所引的一段话，苏轼曰：“楚辞前无古，后无今。”又曰：“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苏轼认为楚辞是空前绝后的杰作，在亘古以来万千作家中，只有屈原一人令自己感到绝对无法相比。苏轼的一生教过许多学生，他经常说：只要熟读《诗经》和《离骚》，作诗的一切技巧和精神就都掌握了。不仅要求学生熟读《离骚》，他自己在暮年之际仍常读《离骚》，忘情其中。此时的老人是在用一生的感悟来品味先哲，追寻境界，崇拜偶像。
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屈原)、渊明(陶潜)、子美(杜甫)、子瞻(苏轼)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的确，不论东坡如何自愧弗如，在后人眼中，他这个“粉丝”已达到了和偶像同样的高度。他将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使词具有“旷”的精髓。而东坡平生最大的功业，并非他自嘲的“黄州、惠州、儋州”，而是无论境遇如何，都不曾迷失自我。所以，在学问和德性上，“粉丝”与偶像皆为后人景仰的对象，这是否可以成为当代“粉丝”学习的榜样？
“泛粉丝”时代，对“腕儿”的追星无可厚非，只想强调一点：“粉丝”是否应跃升自己的档次，多注重精神的向往，多增加思想的交流，多探寻知音的境界，多积淀文化的品格。穿越时空与古贤对话，“对接”精神让理想传承，生命进程成为崇拜过程，这一点，苏轼做得够铁杆、够酷炫，堪称“粉丝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