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为了树立自己的理论和学说，除了阐发一己观点，还不免和其他门派发生争论和摩擦，这个时候辩论艺术就显得很重要了，不会辩论，就甭想让自己的学术立足。哪怕是天生口吃的韩非子，虽然不能口辩，但也要在字里行间显示其巨大的逻辑性。其他墨家、纵横家、名家、道家莫不如此，尤其是儒家的孟子，以“好辩”闻名天下。
有人问孟子，孟老师你怎么这么好辩？孟子说：“你们以为我喜欢辩论吗，还不是因为现在的人理论素养低，听不懂我的话，我不得不跟他们辩。”诚然，孟子是很好辩的，一部篇幅并不算很长的《孟子》，其精彩章节往往就是辩论部分，与诸侯辩，与卿大夫辩，与各路学者辩，甚至与庶人辩，孟子的观点就是通过这一次次的辩论树立起来的。
然而，尽管辩论的目的是为了否定对方，肯定自己，但辩论双方还是有一个交集：必须有一些观点和道德标准，是双方都认可的。只有这样，辩论才有可能进行，否则鸡同鸭讲，毫无意义。而孟子就是善于利用这一点，在辩论的时候先设置好背景，将对方往共同点上引导，最后在共同点这块背景板上，显示对方的荒谬性。
例如《孟子·梁惠王下》中，孟子想劝说梁惠王与民同乐，不要荒淫过度。于是，他一见到梁惠王，就劈头盖脑地来这么一句：大王，听说你很喜好音乐？梁惠王一听，脸唰地红了，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梁惠王其实喜欢的是流行音乐，而不是古典音乐，孟子一问他，就把他将住了。孟子这么一设问，其实事先已经设置了理论标准：古典音乐才是高大上的娱乐，流行音乐是见不得人的玩意。这就说明战国时期的贵族，在艺术上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崇尚古典音乐。古典音乐能陶冶高尚的情操，流行音乐则让人羞于提起。
孟子设置的这一理论标准，一下子就让梁惠王窘迫不已，接下来更步步被动，最后不得不承认孟子提出的“与百姓同乐”。
再例如孟子见齐宣王，讨论治国之道。孟子总是想方设法向对方推行儒家的“仁”，齐宣王就是不上架，总是这么几句话：“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反正就是绕开儒家的道德标准，不跟孟子有交集。
孟子则见招拆招，齐宣王说自己“好勇”，孟子则说，大王你好勇不要紧，只要你能摆脱“匹夫之怒”，要有大公无私的怒，“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至于“好色”，孟子说也不是问题，只要大王你向周朝的祖先学习，在娶娇妻、家庭和睦的同时，也让天下男女个个能得配偶，“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大家都幸福;还有“好货”，只要让大家都能丰衣足食，都有固定的资产，天下财货不占为己有，“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说得齐宣王无路可退。
齐宣王这三个不良嗜好，一一被孟子扩大成美德，这也说明当时社会还是有共同的道德标准：主张有正义感的愤怒，社会成员在财产和满足家庭需求方面都要有均衡照顾。有了这个交集，孟子才有可能以此作为引导齐宣王的渠道，从而宣扬自己的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