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包公的年薪比一个州上缴中央的税收还要多得多。当时的十贯钱与一両两黄金等值，那时的一両相当于现的四十克，包公的年薪相当于黄金八万七千五百一十二克。按二○一一年七月份金值每克三百三十元计算，包公的年薪相当于人民币二千八百多万元。
近日读史，无意发现有关包公报酬的记载，颇有意味。
包公在开封府当一把手的时候(《宋史.职官志》)，每月粮三十石，其中米和麦子各一半;柴禾二十捆(每捆十三斤)、干草四十捆;冬天外发十五枰(每枰十五斤)木炭;月发“公使钱”一千五百贯、“添支钱”一百贯。
包公时在中央任职，头上还有龙图阁直学士和尚书省右司郎中的帽子。在开封当官属于外任藩府享受副部级待遇的高级官员。因此，包公享受朝廷无偿划拨的职务耕地二十顷(二千亩)，允许收租，不缴国税。按每亩租米一石估算，这个进项达二千石。
如此算来，包公年收入约为：铜钱二万零八百五十六贯、大米二千一百八十石、小麦一百八十石、绫十疋、绢三十四疋、罗两疋、绵一百両、木炭十五枰、柴禾二百四十捆、干草四百八十捆。
按当时物价，米每石四百文、麦子每石三百文;绫每疋一千六百文、绢每疋一千二百文、罗每疋四千文、绵每両四十文;木炭每枰一百文、柴禾每捆五十文、干草每捆十九文。
把实物换成货币，折合铜钱一千零二十二贯，加上货币收入二万零八百五十六贯，年收入约为二万一千八百七十八贯。据时任淮南转运史的张根说，他管理的淮南二十个州，每个州年上缴中央财政的税约一点五万贯。换句话说，包公的年薪比一个州上缴中央的税收还要多得多。当时的十贯钱与一両两黄金等值，那时的一両相当于现的四十克，包公的年薪相当于黄金八万七千五百一十二克。按二○一一年七月份金值每克三百三十元计算，包公的年薪相当于人民币二千八百多万元。这个水平比目前效益好的大型国企和上市公司的老总的年薪还要高。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的年薪是二十万美元，布什和奥巴马的年薪都是四十万美元，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年薪为二百一十八万美元。包公的年薪折合成现在的美元约为三百八十七万美元。宋朝公务员的工资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包公时代，官员的工作很轻松。官僚制度设计上有“官”、“职”和“差遗”之分。“官”是一种等级待遇，相当于现在的“主任科员、处级调研员”之类，是拿工资的一种标准。“职”是加官的虚衔。“差遗”才是实际职务。
宋政府规定最低的官员配一名服务人员，宰相可配一百名，这些服务人员相当于现在党政机关的附属编制，国家发工资。碰上皇帝生日、官员退休或是死亡，政府还允许高级官员的直系、旁系亲属甚至门卫保安顶替到政府机关工作。
宋朝的公务员不仅好当，且门坎不高。宋末时，一次录取的进士有六七百人。进士及第就任命官职。如果你高考落榜，考十五次也没考上，那么政府就特授你“本科出身”，到真宗时应试五场而没有及第的就可以获得这样的称号。只要你有耐心、身体好，那怕没什么水平，捱到五次高考就出人头地了。
可以想象，包公当官的时代，有着这么高的年薪和应有尽有的各种待遇，他还犯得着去收礼收贿？为政清廉做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了。这种做法跟新加坡高薪养廉的政策如出一辙。只是北宋的这种高薪政策有些离谱，不合国情。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北宋的公务员队伍相当庞大，加上为了稳定边界还要给随时可能把北宋王朝吃掉的辽、金每年的岁币和西夏的岁赐，最终导致政府的巨大财政赤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久女真打入汴梁，宋朝也随之死亡。这个教训实在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