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东北约7公里处的陶寺遗址，总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是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时代晚期一处超大型都邑遗址。
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主要发掘了居住址和一大片重要墓地，发掘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墓葬1100余座。发掘获得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工具、礼乐器、装饰品等珍贵文物。早期王级大墓随葬象征王权龙盘、陶鼓、鼍鼓、石磬、彩绘木器、彩绘陶器、玉石钺等等奢华的随葬品。
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确定了陶寺遗址的范围，明确了陶寺文化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期及文化性质，判定了陶寺文化主体来源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提出了陶寺文化大致年代为公元前2450~前1900年。早期王级大墓随葬数以百计的高等级奢侈随葬品，与80%空无一物的平民墓葬，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现出社会复杂的等级制度、极度的贫富分化甚至阶级对立。
第二阶段发掘：基本确定早中晚三期宫城遗址
1999年开始，又对陶寺遗址开始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预研究阶段”至今，已进入第IV阶段，研究的目的在于判定陶寺遗址是否是都城，陶寺文化的社会组织是否进入到国家。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何驽介绍，从2002年起，经过十余年考古工作，陶寺文化遗址发掘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基本确定了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宫城、早期外城(下层贵族居住区)、至少280万平方米以上的中期外郭城、中期小城、中期宫殿夯土基址、集郊天祭日与观象授时于一身观象祭祀台、祭地礼制建筑、中期王族墓地、王权控制的独立仓储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以及调查判定了普通居民区，使学界认识到陶寺遗址是目前考古探明功能区划最为齐全的、具有典型双城制模式的都城遗址;陶寺文化社会已进入到邦国形态。铜齿轮形器、盆口沿、环、蟾蜍等红铜铸造器外加上个世纪发掘的铜铃，构成了中国最早的铜礼器群。
此外，他还特别指出，陶寺观象台是迄今考古发掘与天文考古判定的世界最早的观象台;观象台观测日出地平历以20个节令，成为世界最早的最为缜密太阳历。陶寺遗址精神文化中展现出的列钺王权象征、和合政治理念、文德思想、中正天下观、礼制思想、天文历法作为王权软实力的思想以及汉字载体等，对后世中国王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陶寺文化开创的都城模式、宫室制度、礼乐制度、都城官营手工业制度等，也成为后世王朝制度文明的主干。“由此足见，陶寺遗址及陶寺文化，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都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主要源头。”
经过37年来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能够提出一条比较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这一点是目前任何其他遗址所难以企及的。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证明，黄河中游地区在尧时期业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业已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陶寺文化应该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形成过程中刚进入王国的第一阶段，也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从文献提供的线索以及现阶段考古成果来看，这个遗址是尧部落，也就是文献中的尧都，这一点应该不是问题。”但他也指出，至于陶寺文化的源头、灭亡的原因等，尚待进一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王巍指出，陶寺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为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支点，可能把中原文明的起源提升到夏朝以前。而就目前发掘成果来看，无论城墙、宫殿遗址，以及墓葬、观象台等，从规模和居民构成等各方面都已经基本具备一个王国的雏形，而种种迹象都指向尧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