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二战爆发的第4年，正在读大学的稻叶绩被“强制毕业”，然后作为学生兵送往日本亚洲战场的中国战区。稻叶绩回忆，他在学生时代接受的是日本的“神国教育”：天皇就是神，为国牺牲是精英，前往战场是理所当然。
大学生还不能直接成为士兵，需要一些强制“训练”。“训练”由“老兵”进行。“每天晚上在倒下之前不停地挨揍，倒下就被泼水弄醒，站起来又继续被打。”稻叶绩回忆说，除此之外，“老兵”还会在其他“新兵”面前杀死中国的农民、“间谍”，并把头颅割下来摆在那里，给新兵看。
此后，每次看到中国人，稻叶绩心里就会发毛，走在路上的时候，他都会在口袋里装着枪，准备随时开枪，很害怕，“我非常恐惧，心惊胆战。但是在战场上不断地看到、不断地‘学习’，慢慢地就习惯了。”
因为是大学生，稻叶绩入伍后一直从事着通信联络的工作，接受了很多通信联络的训练。因此，稻叶绩说，到战争结束的1945年为止，他并没有太多在正面战场的经历，也“没有杀过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稻叶绩所在的部队在山西太原。因为那里有共产党的军队，大家觉得比较危险，就去了“满洲”。一部分日军觉得不甘心，留在太原继续打仗。
留下来的共有2600人，被武装送到了山西、陕西“前线”。“留下来的人，在中国经历过各种战场……我们被长官的威逼利诱和花言巧语给骗了，再一次充当了战争罪人，而军队长官们则(作为战俘)乘坐了美国的飞机，逃回了日本。”据稻叶绩回忆， 那些“被抛弃的日本兵们”，最终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后来，被阎锡山的军队“收编”。就是在那段时间，稻叶绩最好的一个朋友，死在了他的眼前。
1949年4月，稻叶绩等975名日本侵华战犯，被关进了山西太原战犯管理所。关押稻叶绩的“俘虏营”是日本人建的，他在里面待了5年。战俘之间不能交头接耳，每天就是“反省自己”。稻叶绩说，慢慢地，他和一些日本兵开始认真反省自己，意识到自己过去残忍杀掉的中国人和自己一样都是人类。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稻叶绩才知道“我们需要反对战争”。他们被告知好好反省是可以被释放的。稻叶绩在俘虏营里写下非常多的他所知的事实。
1956年6月，稻叶绩可以回日本时，他摸着自己的身体，“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可让稻叶绩没想到的是，时隔13年回国后，迎接他们的是日本战后新政府的“不承认”。政府的理由是，“战争结束后，你们擅自离开大部队，留在中国。”稻叶绩等战俘失去了“军人”地位，意味着不能像其他“军人”领到国家发的补助金。稻叶绩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被背叛了。
1956年稻叶绩回国时33岁，开始帮忙打理父亲的公司，从事经营工作，同时努力向国会作“山西省残留问题”的请愿，揭示战后日本军的阴谋。“在日本，战犯‘私自留下’的话会被政府当作国贼，我被怀疑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使者’，不仅完全没有得到政府的照料，还因此被警察跟踪、监视，而被剥夺了人权。”
就在部队清理战利品的时候，突然发现一篷布车厢里畏缩着两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约20出头，面容蜡黄，目光呆滞，看样俩人都受了伤。
揭秘八路军如何处理日本女战俘
1940年秋天，彭德怀、左权指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在一次战役中，太行二分区十旅三十团八路军，俘虏了两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如何处置？曾引发不少争议。当时有位班长想当场枪毙她们被营特派员制止，冲锋枪上的弹夹被远远地扔了出去。战士康俊玉迅速地从地上找到那个弹夹，擦去尘土，装进了自己携带的挎包，把它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来，这一保存就是半个多世纪。日前记者来到济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干休所，采访了当年的八路军战士康俊玉，他向记者独家披露了这段逝去的往事。
七月的古城济南，泉水汩汩，群山披绿。一个细雨霏霏的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燕子山脚下的济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干休所，拜访了事前约好的八路军老战士康俊玉。
端坐在记者面前的是一位有着84岁高龄的老人。老人虽已头发花白，但眼睛炯炯有神，格外健谈。落座后，老人先给记者拿出了一个木盒，然后从木盒里慢慢地取出了一个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冲锋枪弹夹。抚摸着上面的斑斑铁锈，老人对我们娓娓道来，讲述了这个弹夹背后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战争年代。
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俘虏了两个日本女人
1940年秋天，彭德怀、左权指挥的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康老说，当时他在太行二分区十旅三十团，是一营卫生班班长，那年才刚满19周岁。
为了给日寇以致命打击，我太行、太岳两区部队分别向当时的山西省榆社、辽县等地日寇发起了猛烈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一直持续了几天几夜。狡猾的日军，为接应榆社、辽县两县守敌，立即从阳泉、昔阳调集部分日军和给养，乘二十多辆汽车，经和顺县沿公路南下。康老讲到这显得有些兴奋，他说，部队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后，连夜召集干部骨干开会，研究此次战斗方案，准备将敌人一举歼灭。会议最后决定，由一、二营设伏于日军南下必经之路和顺县寒王镇以北九华里处的龚家沟一带，抢占有利地形，实施伪装隐蔽，并由三营负责打援，要干净利落地歼灭这支运输队，坚决切断日军兵力和给养补充。战士们当时的情绪异常高涨，纷纷准备好枪炮弹药，恨不得立即把鬼子消灭掉。
8月21日上午8时许，日军二十四辆运输车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缓缓向我团埋伏圈驶来。康老讲到这里笑了一下，接着说：“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日军做梦也没想到，在途经公路两侧齐腰高的玉米地里，早已埋伏着我团数百名官兵。300米、200米、100米……“打！”我们的团长胡震一声高喊，各营、连官兵轻重火器一齐开火，枪声、杀声、手榴弹爆炸声顿时响彻山谷。日军的第三辆运输车被手榴弹击中起火爆炸，瘫痪在路中央，后面的车被堵住，动弹不得。霎时，日军一片混乱，不少鬼子趁机仓皇而逃。只见我团官兵，如离弦之箭，“嗖、嗖、嗖”跃出掩体，冲向敌人。一阵猛冲猛打，把鬼子运输队打得晕头转向，溃不成军。
康老向记者讲到这停了一下，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弹夹，接着说，他当时虽是营里卫生班班长，但打仗从不惧怕退缩，也跟着营特派员冲了上去。没想到，一个躺在地上装死的日本鬼子，突然爬起来挥舞着刺刀向他捅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他灵机一闪躲了过去，然后一记重拳狠狠地打在鬼子的脸上。康老说，看到鬼子被打倒在地，他马上又补了一枪，这次鬼子是真的死了。伏击战打得干净利索，除最前面的两辆汽车逃跑外，其余二十二辆汽车全都成了我军的战利品。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消灭掉日军一个中队一百来号人，还缴获掷弹筒二门、轻机枪两挺、步枪数十支，战果辉煌。可就在部队清理战利品的时候，突然发现一篷布车厢里畏缩着两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约20出头，面容蜡黄，目光呆滞，看样俩人都受了伤。俩人手里攥着带拉链的帆布袋子，浑身不停地颤抖。这时，战士们都跑了过来。营里的军医对他讲，帆布袋子里面装的可能是金表。同志们都很高兴，这下可好了，缴获了这么多金表，大家有手表戴了。谁知，当我们拉开拉链一看，哪是什么金表，分明是金票。我们这才明白过来，这位军医是四川人，说话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把“金票”说成了“金表”。
这两个日本女人原来是日军管理财务的后勤保障人员。
有位班长想当场枪毙她们被营特派员上前阻拦住了就在战士们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从远处方向传来阵阵激烈的枪炮声，战士们都猜得出来，肯定是打援连队同敌增援部队接上火了。
康老说，不到5分钟，团长传来命令，要求迅速清扫战场，烧毁汽车，转移阵地！就在这危急时刻，一连一班长持着冲锋枪命令两个日本女人赶紧下车。可她俩非但不下，反而相互抱得更紧了。一班长就命令两个战士把她俩拖下车。只见她俩拼命挣扎，死活不肯下来。“再不下来就开枪了！”一班长火了，端起冲锋枪吼道。两个日本女人似乎听懂了一班长的话，绝望地叫着。就在这时，“哒、哒”两发子弹从她俩的头顶掠过，大伙都被惊呆了。
“一班长，你怎么向俘虏开枪？”康老说，当时他厉声喊道。
“谁让她们不下车！”一班长申辩。
“不下车也不能开枪，这是我们八路军的政策。”营特派员见状，迅步走过来制止。
“只许他们杀我们的人，就不允许我们杀他们？今天我就要开枪。”满脸怒气的一班长又提起枪。说时迟，那时快，营特派员一个箭步冲上前，夺下了一班长手中的枪，卸下弹夹，使劲地甩了出去，又把空枪扔给了一班长。
康老说，这时，他和几个战士一跃跳上了车，想把两个失魂落魄的日本女人抬下来，包扎一下伤口，可她俩双手紧紧拽住车护栏架，硬是不下车。战士们都知道，由于语言不通，让这两个日本女人误解了我军。为了克服语言障碍，他走向前，不停地向这两个日本女人做着代表友好的手势，进行肢体语言交流，最后俩人终于心领神会，让担架队的人抬走了。看到这，一班长一赌气弹夹也没捡，气呼呼地走了。康老说，他迅速地从地上找到那个弹夹，擦去尘土，装进了自己携带的挎包，把它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来。没想到的是，这一保存就是半个多世纪。
康老特意告诉记者，缴获来的两大帆布袋子金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由于后勤保障跟不上，战场上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辛。战士们的衣服都裂了很多口子，破烂得不像样子;粮食早就断了，战士们已经几天没吃上饭了，饿了的时候，只能以野菜和树皮充饥。这个时候，有战士提议把这些金票拿到日军占据点换取衣服、粮食等，得到大伙的一致同意。待战役结束回到驻地后，一班的两名战士化装成当地老百姓，拿着隐藏好的这些金票去了日军占据的市场，换回了大量的衣服、粮食及其他战场生活物资，给战士们解决了许多困难。
中国军人的真诚宽待之举深深感动了她们，感动没有国界。
后来，得知那两个日本女人在根据地得到我军的优待，在后方医院里接受着最好的治疗。被遣送回国时，她俩都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连连向八路军鞠躬谢恩。而那位按响了扳机的一班长因违反战场纪律，在全团大会上作了深刻检讨。此事，在部队中影响很大，战士们对“宽待”两字认识得更深了。
康老说，时间不饶人，掐指一算，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但那人、那事、那情景依然铭刻在他的心里。十年前，在一次老战友聚会上，他还向一位当时在二分区任参谋的老乡问起这两个日本女军人的事。老乡对他说，当时由于是八路军第一次抓到两个日军女俘虏，考虑到中日两国之间正处在敌对僵持阶段，在如何处置这两个日本女人的问题上，上级领导非常慎重。彭德怀元帅还专门为此提了要求，对待日本女俘虏，一定要“宽待”，绝不能“虐待”，要用事实告诉她们：中国人是最友好、最和善的，是最讲人道主义的。所以，在救护治疗过程中，两个日本女人均得到了最好的治疗和最好的照顾。康老感慨地说，正是因为有了我党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使得千千万万敌对者成为友人乃至革命志士，为我军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以后的历史岁月里，康老虽然转战南北，搬家数次，但那个旧弹夹一直伴随至今。因为，他知道，那个弹夹不是一个普通的弹夹，它记录着中国军队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俘虏的良好品质。
在记者的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康老的老伴余志，一个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人，接过话茬对记者说，每每看到这个旧弹夹，老康都要闭上眼睛沉思半天，接着就向儿女讲述弹夹的故事。听得遍数最多的要数小女儿康小梅。老康平时对家人要求很严格，不许任何人碰他的弹夹。但有老战友来家里的时候，老康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出来，与战友一起回忆那段逝去的往事。坐在一旁的康老小女儿康小梅对记者说：“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我父亲在战场上打了七年半，对这段历史他记忆最深，所以每次提起那个旧弹夹，父亲都侃侃而谈，我也常常听得入了迷。从父亲的讲述中，我对抗日战争有了更深的了解与认识。八路军对待俘虏的宽大政策为世人所敬佩，日军惨绝人寰的侵略罪行令人愤慨。”
中国女兵忆抗战：很多女战友被日寇折磨后自杀
在日寇手中的中国女囚
在过去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时，我们常听到许多女抗日志士在敌人酷刑前面，坚守秘密，决不向敌人吐露半个字的英雄事迹。这些女抗日志士为了自己的信仰，不向日寇低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学习。由于各种原因，在讲述她们受刑经过时，常泛泛的讲拷打，毒刑，没有具体的详述他们经历的骇人听闻的酷刑，这样从某种方面，也减弱了对她们爱国意志颂扬的力度。如写日寇刑讯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赵一曼，也只是钉竹签、鞭打等，其实，他们真正采用的手段远远要残酷数十倍。资料表明，除了强奸之外，日本宪兵对女抗日志士的刑讯，主要集中在折磨其手指，和生殖器部位上，因为那里神经最集中，刑讯痛苦度最大。另外，折磨人的生殖器，对人心理的打击也最大。限于条件，我们的影视作品中，也无法对裸体和血淋淋的刑讯场面直接描述，大陆的书籍中考虑到种种因素也经常泛泛带过。所以，有必要将日本监狱中特务宪兵们一些惯用的酷刑讲出来，只有这样，你才会深深的感受到当初她们能够挺过这些野蛮的折磨是多么的伟大，对她们的崇敬就会油然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