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早已成为激励仁人志士的千古名句，但范仲淹的主要事业并不是写散文，而是主持北宋中期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
总的来说，宋仁宗赵祯在1022年登基之后，还不算一个坏皇帝，可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内外交困的仁宗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考虑改革了，此际，他想起了范仲淹。
本来范仲淹还有动摇，也许仁宗求治心切，没有充分考虑改革的艰难吧，但皇上的信任已达极致，臣子还有什么可说的？几天之后，他写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上交仁宗。在这个奏折中，范仲淹说出一个真理：“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
范仲淹这个奏折在中国改革史上大大有名。仁宗接到范仲淹的报告，极为高兴。经研究，除第七条军事建议之外，其余九条，补充细则，陆续下诏，全国执行，时人称为“新政”，即后来所谓的“庆历新政”。其重点是干部制度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是非常棘手的烫山芋。
宋代冗官太多，历史有名。当官的路子五花八门，科举考试当然最正宗，除此之外，还有“门荫”、“纳粟”等途径。人人谋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首先，宋代科举取仕名额出奇地多。就取仕人数来看，是唐代的5倍，是元代的30倍，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可谓空前绝后，官员数量当然大大增加。但是，科举出身好歹要考一考，还算公正合理。更多的问题，出在“门荫”制度上。
“门荫”又称“恩荫”、“荫补”，就是俗话说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做官”。皇帝宗室子弟以及外戚后裔封官封爵，是历朝通例。
除此之外，还有“纳粟”，即买官。政府扩充军备、疏浚河流乃至赈济救灾，富人出来交钱交粮，可以封个一官半职，这慢慢成了制度。
以上因素叠加起来，自然冗官太多，素质下降。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在湖北钟祥调研时发现，当地一把手王昌运又老又病，连走路都走不了，要两个人搀扶着才能办公，3年下来，州政荒芜衰败。替换他的刘依，也已经70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的名字都不知道。欧阳修给仁宗写报告说，陛下想一想，这样的干部，能够治理好地方吗？
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最关键的，首先是削弱“门荫”集团。在递交《答手诏陈十事》之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
同时还打击了“门荫”的变种，就是一些大太监仗着大内威势，违反规定，私自占据首都一些地区和很多肥缺单位的一把手位子，颐指气使，而且十几年不让位。范仲淹、富弼和韩琦商量改革，第一步是把这些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定为3年，不得私自请求连任;任期超过3年的，请皇帝下诏罢免，另择合格官员担任。同时，范仲淹派王鼎、杨、王绰3个能干的官员明察暗访各级各地官员，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员，处置贪官庸吏。范仲淹撤职不合格的干部时毫不客气，每看到据实调查的报告，他就大笔一挥，把贪腐官员的名字抹掉。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范仲淹的回答成了历史名言：“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都哭要好！”
一旦动真格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称范仲淹为圣人的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人性。结果是相当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开始暗中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
一个办法是从经济问题入手。新政开始不久，监察御史梁坚就上书弹劾陕西地方官滕子京和西部军区副司令张亢贪污挪用机要费。这两个人一向被范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坚决支持者。机要费是皇帝批给官员的一小笔机动钱，在使用上有模棱两可的余地。范仲淹见此，不惜辞职，起而为他俩辩护。但对方也以辞职要挟，有一个与范仲淹作对的叫王拱辰的御史中丞也闹辞职，而且真的不来上班了。早先，滕子京曾经批评仁宗好吃好喝，语词有点夸大，闹得仁宗下不来台，很是不快。这会儿，仁宗不免有点儿记旧仇，倒向了王拱辰，将滕、张二人贬官。
再就是栽赃诬陷。前朝老臣夏竦曾遭欧阳修等人弹劾而贬官，因此对范仲淹、欧阳修等十分痛恨。老夏喜欢书法，精于字形字体的研究，他身边一个丫环也迷上了这一道。庆历四年(1044年)，他唆使这个丫环模仿名士石介的笔迹，渐渐以假乱真。石介是坚决支持范仲淹的大名士，经常写文章和诗赋议论朝政，十分大胆。老夏真够黑的，竟让丫环模仿石介的笔迹，篡改了石介给富弼写的一封信，篡改添加的内容暗含着要发动政变把仁宗拉下马的意思。夏竦把这封信上交仁宗，算是重大举报。仁宗看了这封信，不太相信，可内心也不由得犯起了嘀咕。
特殊利益集团还有一个致命的阴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组党，搞非法组织。
当朝宰相贾昌朝、前朝老臣夏竦等大官僚以及王拱辰等人暗中串通，指使谏官钱明逸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扰乱朝廷，他们推荐的人，多是自己的朋党。凡是他们一党的，竭力保护张扬;不是他们一党的，一概加以排斥，置之死地。
这一告，触到了北宋建国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痛点。
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政权之后第三年(963年)九月，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宋朝统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原则充分运用到官僚人际关系中。太祖之后，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在这方面表示了决绝的态度，决不让步。仁宗就曾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所以，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一条家法，一道底线。收到指控结党的小报告之后，仁宗想听听范仲淹的说法。庆历四年四月的一天，仁宗向各位大臣问道：“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胸怀坦诚的范仲淹竟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称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仁宗对这个回答当然很不以为然。
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党之争甚嚣尘上、范仲淹因此逐渐失去仁宗信任的情况下，37岁的欧阳修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
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讳，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这就等于向仁宗宣布，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同时这也是向仁宗的家法和底线挑战。从北宋皇帝极深的避讳和忧虑来看，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告结为朋党，对庆历新政来说，就等于自杀。
果然，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团弹冠相庆(他们绝不承认自己是结为朋党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对宋仁宗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敏感、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堂内外反对改革之声连成一片，仁宗为了维护皇帝的专权统治，下决心将“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这一年六月，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山西宣抚使(处理地方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范仲淹被迫离开京师。朝廷中的反改革势力趁机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动摇。
十一月，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
庆历五年正月，仁宗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职务，贬官到陕西彬县当一把手;罢免富弼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山东郓城;罢免韩琦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江苏扬州;罢免积极支持改革的杜衍的宰相职务，贬官到山东兖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党之风”;接着，又找理由将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大文学家苏舜钦罢官，并永远削职为民;欧阳修则被贬官到安徽滁州。
之后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陆续停止执行，幸亏包拯等人还尽力为抑制“门荫”等措施说了一点儿好话，否定新政的步子才延缓了一点。庆历新政仅一年多就失败了，等到20多年以后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的部分建策才又以新的面目出现。
后来王夫之总结庆历新政的得失，说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时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首鼠两端，终致无所建树。在这一点上，仁宗不如他的孙子神宗，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王安石。
其实，还有重要的一条，如果改革触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线，就必然会中途失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无愧地做到了。不过，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这样的仁人志士，总笼罩着悲剧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