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来中国的巴克思，通汉语、满语和蒙语，在北京生活了45年，据他自称与慈禧保持4年之久的情人关系。在近期推出的他的自传中，巴克思坦言自己是同性恋，慈禧是他唯一的异性情人。他也是英国文豪王尔德的同性情人，曾为被判刑的王尔德奔走呼号。
这个英国的同性恋者在自传中爆出，自己与慈禧保持四年之久的性关系。巴克思声称自己见过许多声名显赫的名人，并与他们同床共枕。书中说他亲历的皇亲国戚足有几十个，甚至名噪一时的太监李莲英也乐于此道。此外，他的性对象大文豪王尔德，以及派兵镇压过“义和团”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几乎都是同性恋。他称自己只有一个异性情人，此人就是中国的慈禧太后。
巴克思的朋友说他性格古怪，言语阴柔，彬彬有礼，待人接物谦恭平和，风度迷人，大凡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健谈风趣。但他却又是隐士，在北京生活的45年，他远离使馆区保护，摒弃早年衣冠楚楚的作派，穿衣打扮和生活习惯完全中式，竭力避免与西方人接触，前往某地之前，总遣仆人先行打探，确保没有洋人在，他才起步。
1944年1月，71岁的“怪人”巴克思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一年，在好友贺普利资助下，他以回忆录写就在欧洲的年轻时代的《往日已逝》和晚清寓居中国经历的《太后与我》，贺普利是两部书的编辑，并写了后记，但他不愿在自己还活着时出版两书。贺普利1973年去世后，他的朋友将手稿留给牛津大学的图书馆。贺普利生前也将手稿复印多份，分转伦敦英国博物馆、巴黎国立图书馆、美国麻萨诸塞州剑桥城的哈佛学院图书馆。尘封68年之后，手稿才首见天日，以中英文同步发行。
《太后与我》的女主角当是慈禧太后，她的性生活的描写占了书中情色内容的大半，她的性搭档是林林总总的男性，不过书中内容也有不少作者的自吹自擂。巴克思意在描述满清社会中对同性恋，特别是男子之间的同性关系宽容的伦理环境。这种环境在当时的西方是不可思议的，与1895年爱尔兰诗人王尔德被控曾“与其他男性发生有伤风化的行为”而被判刑，形成鲜明对比。巴克思在离开英国之前，曾为王尔德奔走呼号，征集资金;到中国之后，在满清统治的北京，他居然找到了自己的乐土，从此定居于此，而对西方人则避而远之，甘赋涞币晃“北京隐士”。
稍微了解一点清史的人都知道，此书记载的光绪、诸大臣与慈禧之间惊心动魄的故事，大多与史实不符。但自传凸显的人文价值不可忽视，香港出版人鲍朴对此不无感慨：“跃然纸上的沧海桑田人间变幻无常的苍凉悲伤之感，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它大量使用俚俗的京腔习语，为研究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盛行于宫廷或市井的北京话，提供了一批活化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书多层面的人文价值要由读者去发现，去考证了。”
西方人关于慈禧太后的印象，大多源于巴克思。1910年，巴克思和他的英国老乡濮兰德合著的《慈禧外传》在西方出版;4年以后，他俩合作的《清室外记》出版，英文版书名为《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由于这两本书皆问世于清廷覆灭的前后，所以甫一问世，在西方世界就赢得了一片喝彩。读过这两本书的西方人士都认为，因其“在所有揭示慈禧太后谜一样的性格特征的书中，它们最接近真相。”因而在发行上一炮走红，销路大增。尤其是《慈禧外传》，在短时间内便成为1910年度西方世界最为抢手的出版物，仅在出版后最初的18个月里就重印了8次。
《慈禧外传》中所描绘的慈禧，不仅是个主宰着几亿人口大国的女独裁者，而且是个邪恶堕落而淫乱不堪的性变态。濮兰德和巴克思津津乐道地讲述了她宫闱生活的离奇细节：诸如她如何用下了毒的糕饼干掉宫廷内的竞争对手，她怎样把那些假太监留在宫里以供她进行性娱乐……不一而足，特别能激发起人们一睹为快的心理;再加上巴克思多次透露书中所叙之事，都是他从清廷中那些深知内情的官员那儿听来的，且他本人又通过庚子事变搞到了一些宫廷秘密档案。他宣称书中内容绝对可靠。
当时的《纽约时报》也热衷跟风：“此书堪称权威之作，因为它所依据的事实，全部编译自宫廷档案和太后管家的私人日记，对于这本书即使是匆匆一瞥，也能感受到它卓越的品质……或许，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中文档案向世界披露过，也没有哪个人对中国官场生活的真相有过比这更详尽的反映。”
西方人非常享受这种阅读快感，并且对此津津乐道。于是，一个荒淫无度的老太婆形象开始在英语世界流传。
扭曲慈禧或有政治动因。历史进入20世纪初，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国;而早在濮兰德和巴克思之前，已经有不少清宫题材的出版物在西方流行。这些出版物的作者几乎都是在中国生活过的外交官、军人、传教士、商业代办以及他们的妻子。人们似乎更乐意于传播濮兰德和巴克思关于慈禧性格和宫廷秘闻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濮兰德和巴克思笔下的慈禧，更能满足这些人的癖好，因而大家宁可将这个女独裁者看作是一个用堕落、腐败和阴谋统治中国几近半个世纪的暴君、一个天性狡诈、性欲旺盛的“丑陋的老巫婆”(莫理循这样称她)。
巴克思与濮兰德的合作始于1899年。当时，巴克思结识了身为《泰晤士报》派驻上海的记者濮兰德，濮兰德还兼任着上海国际租界市政委员会的秘书，汉语非常流利。巴克思与他一见如故，顿时成了铁哥们儿。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让清王室成为当时世界瞩目的中心。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仓皇出逃的康有为在经上海和香港流亡日本时，濮兰德出过不少力，并且对康有为做过比较深入的采访，所以他以为自己拥有向外界诠释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专利;而此间巴克思也自以为对清廷具有更深程度的了解。他俩一拍即合，决定顺时而动，利用人们对慈禧狰狞嘴脸的想象和臆测，开始着手编写《慈禧外传》，以期通过此书惊爆一位邪恶女暴君秘密生活的内幕。作者极尽讥嘲揶揄之能事，而又煞有介事地将有关慈禧的阴狠残暴，擅弄权柄，腐化奢糜，龉龊肮脏的种种传闻予以充分刻画的下流作法，不仅意在满足西方读者对慈禧近乎“窥阴癖”的阅读需要，更主要的还是试图通过羞辱君主的手段，来诋毁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