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政王载沣生于1883年，1951年去世。历经大清、民国、共和国，但其最风光，也是最难受的时间段只在清末那几年，尤其是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直至清朝终结那三年。载沣生长于王府大院，其智慧、能力不可能超过其兄长光绪帝。但是，也必须承认，载沣确实为晚清第一个出洋游历的宗室要员，这个特殊经历扩大了他的视野，也是他在清最后十年脱颖而出的关键。当然，也必须注意，载沣的见解也会反过来影响他的哥哥，以及慈禧太后。
载沣真正步入政治舞台，在欧游几年后，在宪政改革过程中。宪政改革是满洲政治统治现代化的关键，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重构的重要节点。宪政的实现意味着满洲人的“私天下”必然变为“公天下”，满洲人怎样才能在公天下背景下利益不受损。
中国怎样才能避免宪政改革引发政治危机，是那几年中国政治的焦点。载沣等一批满洲青年才俊在这个时候相继加入政治改革进程，应该说合乎历史发展大势，是势之必然。
假如载沣在军机大臣位置上能有更多历练，相信随着年龄增长，经验积累，性格也会有很大改变，更随和，更沉稳。历史没有办法假设，历史更没有办法按照人们的愿望发展。载沣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不过两年，转正军机不过几个月，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光绪帝、慈禧太后在1908年11月14日、15日前后不到二十四个小时相继去世，载沣匆忙中成为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监国摄政王
晚清最后几年的历史扑朔迷离，许多传闻在疑似之间，但仔细考究许多传闻又很难成立。这段时间，是中国新闻纸的发轫期，又因为政治改革，言论空间释放，特别是因为帝制架构依然存在，宫中的故事真相并不能及时全部向社会公开。朝廷或许认为没有秘密可言，清者自清，因而对于那些满天飞的传言并不刻意纠正。
信息不透明、不公开，不仅不会让“谣言止于智者”，反而因智者的添油加醋让谣言更像真实。因此，研究晚清那个特殊时间段的历史，特别要注意区分正史、野史、传闻，就像几十年后历史学家没有办法用微博、微信上的传闻重构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一样。
载沣出任监国摄政王的时候，满打满算二十九岁。他的搭档隆裕太后四十岁，小皇帝宣统三岁。其权力组合，很像1861年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慈安太后与恭亲王奕？配对的“叔嫂组合”。
那一年，恭亲王奕？也是二十九岁，慈禧太后二十六岁，慈安太后二十四岁，小皇帝同治五岁。隆裕太后的年龄比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当年年长十几岁，而且隆裕太后在慈禧太后、光绪帝身边见习了二十年。
摄政王与隆裕太后的组合，是一个并不太坏的权力组合，在那时的政治格局下，也是一个大致无可挑剔的组合，毕竟是爱新觉罗的家天下，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这是保证皇权万世一系的唯一办法了。
而且，就大清当时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看，光绪帝、慈禧太后经过近十年维新、新政、宪政摸索，一路上磕磕绊绊，总算在这一年8月27日发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并确定了宪政改革路线图、时间表。
慈禧太后、光绪帝留给摄政王、隆裕太后的，就是萧规曹随，按部就班。只要不出重大意外，再有几年时间，大清完成了宪政改革，实行了责任政府，爱新觉罗家族就可以像宪政改革之初所期待的那样：皇权永固，万世一系。
可惜的是，摄政王载沣接手之后，情形有变。按照帝国王朝政治的一般规律，一朝天子一朝臣，权力重组天经地义，势之必然，一批老臣、重臣诸如端方、岑春煊、袁世凯相继退出政坛。如果不带偏见去理解，这实际上是为年龄尚轻的摄政王扫除组建新班底的障碍。
或许摄政王在这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失误，于是伴随着这些事变，传闻越来越多，一个最惊人的看法，是光绪帝弥留之际曾给载沣一个郑重其事的委托，让他寻机干掉袁世凯，以报戊戌年所谓“告密”之仇。
真正让摄政王陷入万劫不复政治深渊的还是一年后的国会请愿运动。大胜这本书也对这些故事有细致的梳理。现在需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说好的“九年立宪”为什么在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不久生变，“有计划的政治”为什么转眼间不再认账？
对于国会请愿运动，实事求是说，摄政王还是给了一些善意回应，作出巨大让步，但是不久，当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发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出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已经没有办法控制、约束了。
摄政王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继续让步，比如及时解散第一届责任内阁，及时废除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或许可以平息各地的动荡，但是这种处理方式，也一定对政治统治构成极大的信誉危机。
局势相激相荡终于因武昌新军哗变而破局。稍后，滦州兵谏，摄政王在各方压力下，一方面宣布接受加快宪政改革步伐，宣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改组内阁，授权袁世凯组阁;另一方面见机行事，宣布辞去监国摄政王职务，以便袁世凯协助隆裕太后从头来收拾旧河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