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这首古老歌谣，因被认定为破解大西王张献忠藏宝之地的“密咒”，在成都流传了300多年。
1646年，张献忠身亡后，他所聚敛的巨额财宝便不知去向，甚至没人说得清这笔财宝究竟是真有其事，还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但在这数百年间，围绕它的猜测和寻找从未停止过。在传说中，张献忠将劫来的金银财宝藏在成都附近某处，以石牛和石鼓作为暗记。
2010年11月底，距四川彭山县城仅两三公里的江口采沙场传出消息：有人在附近江中挖出一只重12斤的黄金盘。这个意外的发现，让传说中的张献忠巨额财宝再露端倪。
劫掠全川之财
张献忠生于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延安人。据《明史》记载，他身材魁梧，脸形稍长，面色微黄，留着及胸的长胡子，声若巨雷，人称“黄虎”。他性格桀骜不驯，在延安府当捕快期间，就屡犯军法。1630年(明崇祯三年)，恰逢明末乱世，宦官当权，民不聊生，张献忠在家乡米脂追随王嘉胤起事。王死后，他改投高迎祥，和李自成同属一股起义军。不久，张献忠与李自成因故分裂，李自成进攻黄河流域，他则率部进攻长江流域。
随着起义力量的壮大，李自成称“闯王”，张献忠则自称“八大王”。张为人极其狡诈，明朝对他软硬兼施，先是许给他高官厚禄，期冀招抚;后又对他多次围剿。每到危急关头，他就诈降，度过危机后则再次反叛。明朝政府根本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当皇帝。
1643年，张献忠攻下武昌后称帝，建立大西政权。清朝文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说，他将楚王(朱华奎)塞进竹轿，抛入湖中溺死，自己则“尽取王宫中金银上百万，载车数百辆”。
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在天府之国，他干了两件让自己留下恶名的事，一是杀人，二是掠财。
据说，张献忠攻陷成都后，部下报粮草不足，他便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了这个最困难的问题——杀人，杀百姓，杀伤兵。成都有一块《七杀碑》，记录的便是他的杀人如麻：“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除杀人外，张献忠更以“劫掠”出名，劫掠对象由皇室官绅发展到普通百姓。清人刘景伯在史书《蜀龟鉴》中记载，张献忠从各州郡的富商大贾处掠取的钱财，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拿到钱后还会杀人灭口。其行为之暴虐，可谓空前绝后、毫无天理与人道可言。
同时，他还对抢掠所得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立下规矩：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如此一来，整个四川之财尽归张献忠一人。据史书记载，崇祯皇帝和他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他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富有：24间屋子摆满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
有历史学家粗略估算了一下，张献忠至少拥有千万两白银。按明末一两白银折合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300元人民币计算，在那个年代，他拥有相当于现在30亿人民币的财富。
宝藏沉于锦江？
有人说，人生最可悲的事，就是人死了，钱没花完。对敛财有着近于病态狂热的张献忠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生命会如此短暂。1646年，清朝肃亲王豪格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同年11月，张献忠部被清军包围。张献忠匆忙出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巨额财宝竟自此和他一同消逝。
这笔宝藏是藏于锦江水底？埋于青城山下？还是隐于芦山县城(隶属于今雅安市)？人们的猜测不一而足，其中最让人们信服的藏宝地，就是锦江江底。
据《明史》记载，张献忠在被迫撤离成都前，干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他让部下在锦江筑堤，抽干江水，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出数丈深的大坑，将劫掠来的财宝全数倾倒其中，再重新决堤放水，将大坑冲平、淹没，以此掩人耳目。后来的史书《明纪》，也一字不易地抄录了这条史料。
《彭山县志》上对张献忠宝藏的下落则另有说法：张献忠撤离成都时，因为旱路已被清军封阻，他只得改道由水路出川，但船队沿锦江刚行至彭山县江口境内，便遭到当地的地主武装杨展部队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张献忠不得已退回成都，许多满载金银的木船则沉没于锦江。更有人说，张献忠的船只是自焚，杨展的幕僚费密在《荒书》(著于清康熙年间)中也记载：“杨展先锋见贼焚舟。”张献忠为何自己烧了船只？这无疑为“江口沉银”之说又添了一层神秘面纱。
民间流传的第三种说法是：张献忠自知兵败，撤离成都前，提前让手下做了许多木筒，将银锭灌藏其中，投入锦江，使其顺水漂流，准备在狭隘处打捞。可惜途中遭到杨展兵马的埋伏，尚未来得及打捞便兵败如山倒，那些木筒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沉于江底。
还有一个传说也流传甚广：张献忠兵败成都时，十几艘大船沿江顺流而下，在彭山境内被清军预先埋设的铁链拦住。押运船只的将士眼看不敌清军围攻，纷纷凿沉船只，登岸而逃。清军早就知道张献忠有大量金银要从成都运走，以为截获了运宝船队，欣喜若狂，可当他们登上那些尚未完全沉没的大船，却发现其上装载着的全是石块。这无疑是张献忠使出的障眼法，真正的财宝早就沉于江底。
无论哪种说法，都指向张献忠将所掠财宝沉于锦江之中，地点就在江口附近。而这，为后人沿江寻宝留下了无尽的空间。
300年间寻宝热不断
对于张献忠留下的巨额财富，后人垂涎已久。从清朝到民国，从朝廷、官员、将领到地方军阀、普通百姓，无不对此津津乐道。
传说中，最早得到张献忠宝藏的人，是杨展。查证史书可得知，那场发生在江口的战役确有其事，交战双方便是张献忠与杨展，前者大败，后者胜。基于此，后人猜疑，张献忠江口沉银被杨展所获。根据费密在《荒书》中的记载，杨展起初并不知道沉船中藏着什么，后来，一个渔民将其打捞上来，数万两金银才尽归杨展所有。
另一种说法来自清朝沈荀蔚所著史书《蜀难叙略》。据说，当年张献忠焚舟之时，一位幸存船夫投奔杨展，据实相告，杨展于是针对木筒特点，命部下用长枪在江中打捞，一旦发现木筒，便将其钉住、拖出。杨展是嘉定人(今四川乐山)，在整个四川因战乱饥荒严重之时，唯有嘉定富庶稳定，时人在称赞杨展时也说“蜀为赖之”。后人因此推测，杨展正是靠着打捞上来的飞来横财，才做到这一点。
清朝占领四川后自然也不会放过对这笔财富的搜寻。《彭山县志》记载，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冬，一位捕鱼人在锦江中打捞起一把刀鞘，消息传到总督孙士毅耳中，孙立刻派人赶赴江口，经过数日打捞，终于打捞起万两白银及大量珠宝玉器。
到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为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翰林院编修陈泰初旧事重提，呈请寻找这笔财宝，并说曾亲眼看到彭山、眉山等地居民捞到遗弃的银子。捉襟见肘的咸丰皇帝于是命令成都将军裕瑞“悉心访察，设法捞掘，酌量筹办”，最终却一无所获。
时间的流逝并没有消减人们对财富的追寻和渴望。民国时期，一位姓杜的清朝遗老因犯案走投无路，受到曾任四川省府秘书长的杨白鹿接济，在杨家一住就是几年。为报恩，临别前，杜将多年来随身携带的一个檀木匣转赠与杨白鹿，并说，匣内所藏是张献忠埋银的地点图样，由当时参与埋银的一名石匠偷偷绘制，几经辗转流落杜家，希望杨白鹿能“善为运用”。此后多年，杨白鹿一直珍藏木匣，从未向任何人透露。
1937年冬，杨白鹿将此事告诉了当过师长的好友马昆山，两人一拍即合，认为此事大有可为，于是四处奔走，成立了锦江淘金公司，专事打捞宝藏。他们按照原图纸方位丈量、细密探索，推断出埋藏金银的地点就在成都望江楼下游对岸，原石佛寺下面三角地段的交叉点左侧的江边。于是，趁着1938年冬河水较小的良机，锦江淘金公司组织开挖，却没有任何收获。他们不死心，1939年冬又继续挖掘，上百人前前后后忙活了10个多月，竟真挖出一个大石牛和一个大石鼓。“石牛”、“石鼓”都出来了，依照那个广为流传的歌谣，能买下成都府的“万万五”还远吗？杨白鹿等人赶紧买来金属探测仪。不久后的一天，金属探测仪发出了嗡嗡的响声。“找到了！”消息迅速传遍川蜀大地，挖宝事件被传得神乎其神。但历史又一次和人们开了玩笑，工人们费尽心力，却只挖出3大箩筐铜钱。
真相一次次擦肩而过
虽然轰轰烈烈的寻宝事件终以闹剧收场，但此后几十年，仍不断有老百姓从江中打捞出财物。
1990年8月，彭山县江口镇渔民邬长福网得大小银锭各一枚，大的3斤，小的1两;1998年7月，彭山县灵石乡村民张志华在河中淘沙，却淘出一个银鼎……
2005年4月，彭山县的引水工程在江口镇岷江河道内施工时，从地表下3米处挖出一个内有七锭银元的圆木，银锭上刻着“崇祯十八年□日”、“黄冈县银四拾两正”等字样，经四川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其确为崇祯时期所征税银。通过铭文能看出，这批银锭来自湖南沅陵县、湘潭县，湖北京山县、黄冈县等地，与当年张献忠转战之地十分吻合，时间上也是同步的，无疑可以视作“江口沉银”的又一力证。
“江口沉银”究竟是否属实？不少专家学者一直试图进行论证。
1999年4月，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纲在经过多年研究考证后宣称，锦江下确实埋藏着大量金银。王纲称：《明史》、《蜀鉴》、《荒书》、《彭山县志》等正史、野史，都从不同角度介绍了“江口沉银”，近年来不断打捞出的实物更是有力的证据，因此，“整整1000船金银财宝，至今仍沉睡江底！”根据他的说法，彭山县政府联合江口镇政府进行了实地勘测，但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河道淤泥太深，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而对于最近出土的黄金盘，明清史研究专家认为，在江口一带发现黄金盘并不为奇，但要确认其是否为张献忠埋藏，还需对黄金盘进行进一步检测。
300多年来，张献忠“江口沉银”的秘密一次次被挖掘，真相却一次次与我们擦肩而过，或许这一次，它真的能大白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