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秦皇汉武两者皆号称雄才大略，特别是汉武帝东征西讨、攘夷拓土，极大拓展了中原王朝的生存空间。汉武帝时大将卫青、霍去病北击威胁最大的敌人——匈奴，从此匈奴无力与西汉对抗。那么汉武帝真的击败了匈奴？西汉为此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前期战略战术颇有可取之处，但代价高昂
经过汉初几十年来的休养生息，武帝在位初期国强民富。由于行之有效的国家马政，西汉边郡已养马数十万匹，组建起训练有素的强大骑兵部队，构成了对匈奴作战的军事基础。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调集30万兵力埋伏于马邑周边，欲一举歼灭匈奴主力。但如此大规模兵力集结，很难保密，匈奴单于得知汉武帝计划后，退兵出塞。这次未实现的伏击开启了汉匈之间近百年的战争。马邑之谋固然展示出汉武帝的强烈进取心，但他毕其功于一役的好大喜功也暴露无遗。早在前138年，汉武帝的急于求成就初露端倪，他派张骞出使西域就为“欲事灭胡”。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可分为三个时期：从马邑之谋到前119年的漠北决战，汉军频繁出击匈奴；前118-104年间的停战与政治和谈阶段，双方要么无战事，要么也是低烈度冲突；前103年之后武帝再度大规模出击。
前129年的龙城之战，汉武帝派4万汉军分四路出征匈奴，然而其中三路或者无功而返，或者损兵折将，甚至全军覆没、主将被俘。龙城之战西汉军人一共死伤1.7万，只有卫青一路斩敌700，攻破匈奴人会盟祭天的龙城，汉武帝首战不利。
此后，在西汉对匈奴的进攻战中，逐渐形成一套“间接”攻敌的战略，由卫青和霍去病等优秀指挥官较好地贯彻执行。无论是卫青夺得并巩固河套地区的两次漠南之战，还是霍去病攻下河西走廊的两次河西之战，汉军一般有一路军队在非主攻方向发动佯攻，迷惑匈奴单于，令其难以支援，而主进攻方向也不是简单的硬碰硬正面攻击，多采用大范围迂回、长途奔袭、出乎意料的奇袭等发挥骑兵速度优势的战略战术。
然而往往几次胜战后，汉武帝就犯了好大喜功的毛病，企图用一场总决战彻底击败匈奴人。结果却往往是主力决战准备过程漫长、物资消耗大，保密不佳，匈奴也做好迎战准备，导致进攻的突然性丧失。
前123年的阴北之战，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率6位将军领10万骑兵，一路大军穿越阴山东段，直接攻击匈奴单于，并没有其他方向军队的策应和佯攻。是役，汉军杀敌1.9万，然而也损失了3000多精锐骑兵，更导致前将军赵信兵败投降匈奴。因此虽然获胜，战后卫青并未得到加封。
前199年，汉武帝发动漠北决战，更是霍去病两次河西战役（前121年）取得辉煌战果之后的头脑发热。汉武帝倾全国之力，调集的战马加上“私负从马”共24万匹，数十万步兵运输物资粮草、保障后勤，卫青和霍去病分别统领5万骑兵，总兵力高达50万人。是役，匈奴损失9万多人员、大量战马和畜产。此战后，匈奴在漠南（大致范围是蒙古高原的戈壁荒漠以南）无法立足，向蒙古高原西北迁移。
但西汉为此战付出的军事代价有多大呢？汉军伤亡七八万，与匈奴相当，马匹损失十多万匹，这对于战马相对较少的西汉，代价过于高昂，导致汉武帝在后期发动的战役中，再也无法调集如此多的马匹。另外，卫青和霍去病的骑兵部队分别在蒙古大漠里行军一千和两千里，由于当时落后的交通和后勤制约，交战之前，汉军的马匹、物资和人员损耗就必定相当高。
漠北决战，汉武帝放弃了有效的间接攻敌战略，与匈奴主力正面决战。汉军的策应佯攻、迂回机动和偷袭等优势战术无从发挥，再加上补给的困难和损失，结果漠北之战虽然取胜，但却是一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惨胜。实际上西汉和匈奴都元气大伤，此后七年双方几无战事。
漠北决战既是武帝对匈奴作战的顶点也是关键转折点，其惨重的军事和经济代价多半要由他“好大喜功”的性格负责。在征讨驱逐匈奴的伟业中，汉武帝所谓的“雄才大略”也止于漠北决战。
后期战略和选帅一无是处，匈奴实力恢复
经过十多年的相对和平与政治谈判阶段之后，汉匈冲突再度激烈。此时武帝宠幸李夫人、宠信李延年，后两者之兄李广利将军因此受武帝重用，但李广利军事才能平庸。前103年赵破奴两万骑兵被匈奴八万人围攻，全军覆没。此后西汉三次进攻匈奴都由李广利担任主将，结果一次无功而返，两次惨败。
由于在前期尤其是漠北战役中的战马损失过大，武帝后期进攻匈奴多是步骑协同，步兵利于防守，但速度和冲击力远不及骑兵，运动战中会拖累骑兵，而如果没有骑兵保护，步兵更独力难支。前99年的俊稽山之战，李陵长期训练的强悍步兵兼弓弩手部队遭遇匈奴单于主力。在有利地形掩护下，汉军5000人与匈奴8万骑兵苦斗十余日，仍然无法摆脱追击和围攻，最后李陵兵败被俘。同一时期，李广利3万骑兵攻击匈奴右贤王，汉军死伤十之六七。
前90年，汉武帝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匈奴。西汉14万大军分三路出击，其中李广利一路7万人。是役，李广利的主力战败，在转战一千余里的情况下，体力和斗志皆失。李广利得知妻儿因“巫蛊之祸”被抓，无心恋战，遂率大军投降匈奴。除了用人失察之外，汉武帝后期的战略更加僵化，除了被动防守，就是一味寻求与匈奴主力决战。虽然后期数次战役也有多路出击，但他对匈奴兵力部署并不了解，基本上是盲目分兵，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反观漠北之战后匈奴的战略，一方面主动政治谈判、争取时间恢复实力，另一方面在战争中加强对汉军的侦察，而且充分运用熟悉地形、地势之优势——汉军主力强盛时，匈奴隐遁军队避敌锋芒，令深入敌境的汉军找不到对手无功而返；汉军孤军深入时，匈奴则以优势兵力围歼，最典型的莫过于俊稽山之战。同时，匈奴也使用“间接”战略手段，利用西域诸国的反复无常，令西汉军力长期消耗于西域地区，从而减轻汉军对匈奴的正面压力。匈奴人也吸取以往畜产损失过大的教训，在交战之前将非战斗人员和牲畜转移至安全地带。
总体上，武帝后期对匈奴之战无论在战略规划、选帅用人，还是战术运用、战斗表现方面，都没有可取之处，而匈奴人借此得以恢复实力，与西汉继续抗衡数十载。那么，匈奴的威胁最终是怎样解决的呢？这还要经历昭帝、宣帝和元帝三朝。
战争的代价：“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汉武帝对匈奴作战在前期取得不少重要胜利，但后期连遭挫败，三十多年的战争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仅仅在前期14年的战争中，西汉军民伤亡十多万，损失几十万匹战马，并耗尽了“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
按照学者邓宏图的考证，武帝时期平均一年的国家财政盈余为40亿钱，再加上皇室财政盈余43亿，一共约83亿钱。然而只要出征获胜，武帝给卫青和霍去病的封赏动辄数十亿钱，就会超过国家财政盈余，这还不算其他将士的奖赏以及征集民夫的费用等等。再加上几次天灾后的赈灾费用，即使武帝将自己的皇室盈余全部投入，也未必能弥补财政亏空。
武帝时期的战争费用
于是武帝任用桑弘羊等大商人为财政官员，动用各种手段筹措经费，包括买官卖爵，官营盐铁、征收酒水专卖税，以及对商人征收财产税等等，这些举措令国家财税攫取能力大增，但严重抑制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后世朝代重农抑商的手段可以说都源自汉武帝。
为巩固被占领区，汉武帝向漠南强迁上百万人口。以当时的科技和工业水平，大量人口开垦西北干旱地区，打破了当地脆弱的生态平衡，“拉开了西北荒漠化的序幕，造成无可挽回的环境损失”。更有甚者，汉武帝为加固北部边防，兴师动众，不仅修缮秦朝留下的长城，还建筑新的城墙。西汉长城总长度达到约2万里，工程规模之大远超秦始皇长城。无论是屯田戍边，还是修筑长城，都是劳民损民之举，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亦可想而知。
当时西汉人口最多四千余万，汉武帝几十年穷兵黩武（不只是对匈奴，也用兵于西域，朝鲜和岭南等地）最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在武帝末年，由于常年征战，民不聊生，起义暴动此起彼伏。朱熹对后期武帝的评价就是“去秦始皇无几”。
西汉一代匈奴到底是怎么败亡的
武帝晚期颁布了一个“罪己悔过”的轮台诏，然而这个诏书并不像当代历史学者宣称的那样表示武帝要改变治国路线，停止征战和征敛。学者辛德勇认为，轮台诏仅是武帝“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武帝之后的昭、宣二帝，尤其是后者，更是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武帝的治国方略。汉宣帝的名言“汉家制度，霸王道杂之”可为佐证。
汉宣帝一朝匈奴国力大衰，直到汉元帝时匈奴之患才得到彻底解决。但匈奴败亡，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并非西汉用兵。因为从武帝晚期的前104年到汉宣帝在位的前68年，匈奴至少遭遇了四次罕见的天灾，后两次尤为严重——前71年冬，匈奴单于率数万骑遇大雪，人员、牲畜生还者不足一成；前68年，大饥荒造成人员畜产死亡十之六七。匈奴人口不足百万，几万甚或十几万的人口损失，对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打击非常致命。
汉宣帝（前74年—前49年在位）
祸不单行，大灾之后尚未复原，匈奴又陷入分裂。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死后，匈奴本就存在的权力斗争加剧，及至前57年出现五单于争位的乱局，数万人死于此次内乱，畜产损失十之八九。此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呼韩邪单于率南部支持者投靠汉朝。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加上周边游牧部落与西汉联合攻击，匈奴力不能支。前36年北匈奴郅支单于的残余势力被平灭。
综上所述，汉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横征暴敛，与匈奴作战虽有许多战绩，但也颇多惨败，并给西汉的财政、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严重破坏。汉武帝虽耗尽国力却并未平定匈奴边患，匈奴人最终对西汉构不成威胁，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自然灾害打击下的脆弱人口经济结构以及部分由此导致的内乱与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