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应该忘记张之洞这个人，尽管张之洞的洋务事业几乎是不了了之，远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富国强兵的目的，但在今天看来，他的所作所为，正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最终走向复兴的先驱。
张之洞大有作为的时期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的前10年。这个30年，是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行将灭亡，是中华民族必须作出新的选择的30年。张之洞恰逢在这个30年中任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这使他有机会、有能力成为了这个时期中国发展的中流砥柱。
张之洞是接受慈禧太后托孤的唯一汉大臣，在晚清的政坛上举足轻重。1901年，流亡西安的慈禧，面对闯进国门的八国联军，真正意识到必须变革才能救国，因而颁发上谕，宣布变法。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的封疆大吏张之洞为之欢欣鼓舞，随之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连上三道奏折，备陈学习西法、变革旧法、兴学育才的主张。这些主张为慈禧一一采纳，成为晚清治国的基本思路。
事实上，早在1889年，任两广总督时的张之洞就开始打算在广州建炼铁炼钢的工厂，并委托驻英国公使刘瑞芬购买机器设备。由于调任湖广总督，这个拟办的工厂就跟着到了湖北，厂址设在汉阳。本来据张之洞的设想，这个汉阳铁厂的生产能力全部发挥出来，每年可出精钢、熟铁3万吨。不过事实上从来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产量。
当时的情况是，张之洞对于冶炼工业毫无经验，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专家，他在建铁厂之前甚至还不知道哪里有煤矿，哪里有铁矿，就贸然要在广东建厂。幸而他调任湖广总督，厂址设在汉阳，在不远的大冶找到了铁矿。但汉阳铁厂开工时，炼焦煤尚无着落，仍在四处寻找。
尽管这个厂从一开始就步履危艰，但毫无疑问，当时办这样一个厂，是张之洞试图以实业救国的壮举。这个厂是当时东方最大的钢铁厂。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办厂的本身。加之他在武汉陆续办起的枪炮厂、织布局、纺纱局、制麻局、缫丝局，正是未来工业大城市武汉的基础。
作为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在办洋务上的决心和实践，毫不逊色于当时洋务派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他不仅仅将自己的主张付诸行动，而且通过光绪帝批准发行200万册的《劝学篇》。
将自己的设想和实践传之全国，使之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新观念。这对于已经满目疮痍、积重难返的中国，对于那个一直坚持闭关锁国的朝廷。
以致对于我们后来的发展进程，其作用都是无法估量的。张之洞叱咤风云的这个30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多事之秋，中法战争、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运动等等。
作为举足轻重的重臣，张之洞几乎参与了所有的事件。除了上面所述之外，他是中法战争的主帅，这场战争是清廷对外战争中唯一胜利的战争。
他是京汉大铁路的最先提议者，并亲自督办南段的修建。同时他还是变法运动的有力支持者，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的坚强后盾。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张之洞，事实上是个悲剧人物。他力办洋务，试图以此拯救国家，但收效甚微，而且招来种种的非议和指责。当时以致后来的很多年，也没有人认识到他的创举的实质意义。
甚至到了民国时期，他在许多文章中的形象都一直不佳。他被说成是一个热衷仕宦、好大喜功的政客，一个自命不凡、才高气傲的名士。
甚至因为力主东南互保，镇压自立军起义，被说成是腐败清廷的帮凶。以至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洋务运动的被否定，他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当中，被人们遗忘了。
但是，站在今天的角度上，我们不应该忘记张之洞。他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能有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魄力和胆识，能够积极主张变革图强，能在弊端丛生的腐败清廷中有所作为，而且能够廉洁自律，这是何等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