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界2006年的最大发现，终于随着引人争议的拆迁开发工程而诞生。在建设过程中发掘的一宋代古墓，日前出土了包括秦桧亲笔遗嘱在内的一批重要文物。该份被专家初步认定为秦桧“政治遗嘱”的文物，书写在一块长达2.2米、宽约50公分的绸缎上，据消息人士透露，初步鉴定秦桧该份遗嘱作于高宗绍兴十四年(1145年)，时年55岁(秦桧生于哲宗元佑五年，1090年)，即其死前(1155年)十年，岳飞含冤被杀(绍兴十一年腊月，1142年1月)后三年。
秦桧在该份遗嘱中，首先告诫子孙远离政治，自己深知将“获谴汗青”，“蒙羞万年”，叮嘱子孙在他死后万莫贪恋禄位，急流勇退，也不可在风暴来临后为他争辩，“庶几可得苟全性命”，并对几个已身据高位的族人详细指示了退出政坛的方略。专家正是据此认定此书信为家族内的政治遗嘱。
秦桧《遗表》曰：“”死生夜旦之常，难逃大数命义。臣子之戒，敢竭愚衷。属馀息之将辞。恋清时而何及？伏念臣早缘末学，奋自书生。当见危致命之秋，守策名委质之分。画疆之遣，元枢飞掩。报之符存赵之陈，具寮奉惩断之指。仓皇皇奔走从君，衣冠不变于中华，觐会自依于常度。虽历九死其未悔，犹冀一言而可兴。草徽庙之二策，身居营窟，心在周行。洎浮海以言旋，举同朝而趣异。下石而挤者纷至，奉身而退者累年。荷上圣之深知，排群疑而复用。延登右揆，峻陟维垣。专秉任于钧衡，奉畴咨于帷幄。入而告后，玉音常许。其无心出则称君，舆论共推于得体。上遵成算，复建中兴，惟聪明睿智之绝伦，因古昔帝王之未有。挺身死难，救民于仗节之初;修睦休兵;寻盟于奏峨眉山之后。是谓乐天，以保天下继代，以率功名居然。甯亲以甯神，盈城而盈野。德之厚也，臣何力焉？臣感陛下推心委用之诚，进期毕命;睹陛下求治焦劳之切，退欲忘身。但知方疾以尽公，不敢辞难而避事。仰勤宸注，亲屈帝尊训词矜恻于孱躯，天步迈临于寝室。戴恩慈之俯逮，徒感咽以何言。顾愚臣知遇之若斯，虽举族捐糜而曷报。而臣上负乾坤之造，莫知药石之功，病在膏盲，命垂晷刻。阙廷注想，难瞻穆穆之光;黾鼎妥安，尚抱拳拳之恨。念吁天而靡逮，忍将死以犹言。文虽不伦，义或有取。伏望皇帝陛下，惟新盛德，谨保清躬，万寿无疆。行奉东朝之养五兵，不试永居北极之尊。益坚邻国之欢盟，深思社稷之大计，谨国是之摇动，杜邪党之窥觎。以治乱为著黾，以贤才为羽翼，事有未形而宜戒，言或逆耳而可从，缓刑乃得众之方，训本乃富民之术。虽渊衷之素定，在愚虑之实深。凡此数端，愿留圣念臣形留神往，泪尽辞穷。忧国有心，敢忘城吨之策;报君无路，尚怀结草之忠。”
据已经详细阅读该份文物的一位匿名专家介绍，秦桧在该份遗嘱中表明自己坚信对金议和是当时的“国情”下保全家国的唯一出路，也曾经和岳飞直接探讨过此问题，但岳飞表示“要为不可为之事”。而宋高宗其实并不反对北伐作战，因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令他“为江北百姓所夙夜仰望”，显然皇帝很陶醉这种救世主的感觉。
高宗也是有战略眼光的，在位几十年，同金国一直是打打停停，边打边谈判，边备战。高宗还非常善于听取臣子的意见，自己又非常有主见，到他驾崩的时候，南宋绝对是个强国，经济和军事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金国，说他是除宋太祖赵匡胤以外大宋第二明君也不为过。但高宗为什么却在关键时候阻止岳飞收复失地呢？而且宋太祖曾立下“誓碑”，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子孙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因此有宋一朝，所有皇帝对大臣均十分宽待，而杀像岳飞这样一位有赫赫战功的功臣，在宋朝更是绝无仅有。
高宗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岳飞在规复旧河山之外，经常公开宣扬要“迎还二帝”，而金国也不断在战争失利时派密使威胁高宗要“送还汝兄”，并不断暗示囚在五国城的宋钦宗与岳飞有秘密来往，令高宗疑窦丛生，甚至到了“寝食不思”地步。高宗12道金牌召回征途中的岳飞，就是因为金使送来了岳飞与钦宗联络的“确切证据”，钦宗甚至扬言返国复辟后将清洗“老九”(高宗为徽宗第九子)的人马，高宗因此需要和岳飞对证确认。据了解，秦桧在遗嘱中说，高宗与岳飞的晤谈一概秘密进行，他也不能与闻。但事后高宗告诉他，岳飞一再表态自己只想规复北方迎还二帝，私心最多就是成就功名，待成功后愿意效仿石守信等解甲归田。至于帝位归属，岳飞表示那是“皇家手足间事”，没有旗帜鲜明地表态。
秦桧在遗嘱中对岳飞的战功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岳飞的善战为其议和提供相当大的便利空间，以打促谈效果很好。但岳飞有功名心，性格也比较耿直，与人不好相处，容易招疑招忌，好多次甚至与皇帝言语不合而撂挑子走人，与皇帝结了深怨。岳飞不大考虑高宗本人的利益，不仅和被囚敌国的钦宗有谣传中的来往，还多次当面劝高宗立嗣，高宗本人因有隐疾(据后世医学推断是阳痿)而无子嗣，因此十分怀疑岳飞拥兵欲立拥立之功，犯了人臣的大忌，违背了祖宗传下的抑武扬文的宗旨，估计也是因此引发高宗杀机，不惜破除“有宋以来不杀大臣”的祖训。
秦桧表示，他已竭尽全力至少保全岳云和张宪，但高宗指示全杀，他亦无奈。同僚们在岳飞被杀后不敢质问皇帝，都来质问秦桧，秦桧也不敢和不便说皇帝的意思，只好说“莫须有”含糊应对。
据透露，秦桧在遗嘱中激烈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空言误国，“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国而好言国事”，以为慷慨激昂就能救国救民，更以为说过就等于做过了。自己不挑担子，还好以大帽子压人，政府只要提出一韬光养晦，就会被指卖国;只要一与金国议和，就会被指媚外，而战争需要大量积累，需要“暂息兵戈勤稼穑”与民生息。
秦桧说自己不得不以强势压下这种言论，断了不少空谈者的仕途和财路，但“开罪言路罪在身后”，国事艰难又难免挂一漏万，身后的名声是不可指望的。有意思的是，秦桧说岳飞对知识分子的空言比他还反感，并认为岳飞本人究竟并非读书人出身，更注重实战成效。
秦桧在遗嘱中辩解说，帝位一旦有纷争，内战必起，国家必亡，因此不如保全半壁江山;而即使帝室无恙，但毕竟皇帝已经对拥兵大将起了猜忌，此隙一开绝难弥合，即使岳飞本人无所谓，但手下骄兵悍将也难保万一。至于自己事后为皇帝分谤，从公议而言，高据相位责无旁贷，为江山社稷只好牺牲自己的令名;从私情来说，高宗于他有“知遇之恩、信任之专”，他也只能为知己者死。
所以，教诲子孙，高宗在位或可保秦家富贵，而高宗百年后秦家必将被清算，“民忿欲泄终需泄”。他感慨，“生逢乱世家国颠沛”，总想做点经世济国的实事，但“为实事者均不见容于当下”，岳飞难以见容于皇帝，而他必将更难以见容于言官史册，后世只有那些维持乱世危局的当局者才能体会他的苦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