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燕王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南京金川门，建文帝打算出迎，左右人等都散去了，只有几个贴身侍从在旁边。建文帝叹息说：“我没脸相见啊！”于是在宫里放火自杀了，燕王高风亮节，摒弃前嫌，派遣太监前往救援。可惜来不及了，只从大火中把建文帝的尸首抢了出来。燕王哭着说：“你果然如此痴呆啊，我来是为了帮助你做好皇帝，你竟浑然不觉，而走上绝路！”
上面这段文字是燕王朱棣干掉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篡夺帝位后，史官运用春秋笔法描写建文帝之死的“杰出”作品。当我们查阅中国的史书时，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遭遇春秋笔法了，那些毫无出处和佐证的历史根本没有参考价值。更可怕的是，许多史官在皇权的威慑下胡言乱语、胡编乱造，误导我们这些后世的阅读者。
建文帝之死就是一宗无头案，当时宫中大火也许是真的，但那些描写是给朱棣脸上贴金。建文帝也许的确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这让他的叔叔朱棣十分烦恼，如果这个侄子还活着，可以逼迫其“退位”给自己;如果这个侄子的尸首找到了，旧帝死了，自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大统，成为新皇帝。找不到建文帝，朱棣只能编一套瞎话，说这个侄子想不开，放火烧死了他自己，龙椅自然也就该由叔叔来坐了。
朱棣当上皇帝，按说这宗无头案也就过去了，然而朱棣在位期间，命令手下一位太监率领庞大的舰队和士兵，劈波斩浪，耗资无数，多次下西洋，让人不禁疑惑朱棣做这件事的动机，是不是为了寻找那个人间蒸发了的建文帝？
那个七下西洋的太监，就是大名鼎鼎的郑和。其实他本名不叫郑和，而是姓穆罕默德，一听这个姓就不是祖籍中土的人士。实际上，郑和的祖先原本是中亚贵族，在元朝初年迁到了中国，后来定居于云南，取了一个汉姓“马”，与穆罕默德的“穆”字谐音。郑和本名马三宝，12岁的时候，飞来横祸，明军打到了云南，他被抓进了军营，阉割后做了太监。不幸中的万幸是，他跟对了主子，进入了燕王府做事，这位燕王，当然就是后来的明成祖朱棣了。
朱棣对这个马三宝非常赏识，在发动叛乱后，马三宝还为朱棣立下了战功，看来这个太监绝非常人。打下江山之后，朱棣论功行赏，赐马三宝“郑”姓，改名郑和，授予四品官职。皇帝赐姓对于臣子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许多一品大员也没有这样的待遇，可见郑和多么受到朱棣的器重。
永乐三年(即1405年)，郑和奉皇帝的命令，率领28000余人、40余艘船，从苏州刘家河出发，开始了第一次下西洋的壮举。到宣德五年(即1430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为止，郑和带队总共7次下西洋，每次的人员、船只规模基本上都和第一次没有什么差别。按照永乐皇帝朱棣的诏书，下西洋的目的是扬我天朝国威，让四方蛮夷归服。不过根据野史透露，“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也就是说，朱棣怀疑建文帝跑到了海外，所以派郑和去寻找这个废帝的下落。
这的确是一个貌似合理的下西洋理由，在儒家思想的灌输下，古代中国人非常热衷于维护“正统”，朱棣虽然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但按照正统的说法，朱元璋的位子是要传给大儿子的，大儿子早死，所以才传给了大儿子的大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建文帝，皇位根本没有朱棣什么事儿。
这种维护正统的观念在古代异常强大，所以一天不能确定建文帝已经死了，朱棣一天都不能安心。这样看来，让自己的心腹郑和兴师动众地去海外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并不算是铺张浪费，事关自己的宝座，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但是这个理由无法解释朱棣为什么让郑和前后六次下西洋(第七次下西洋时朱棣已经死了)，从永乐三年一直找到永乐十九年。第一次下西洋，郑和的船队就已经到了印度西海岸一带的古里，并在那里立碑留念，碑上刻字“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如果仓皇出逃的建文帝能跑到比古里还远的地方，那得在海上以刘翔一般的速度飞奔了。寻找一个生死不明的废帝，根本用不着下西洋这么多次。
明朝建立的事情，经过朱元璋这么大肆宣传，早就被东南亚各国所知晓了，本来不需要再去宣传。不过朱棣篡位之后，为了打扮自己的“正统”形象，还是很有必要再次对外宣传宣传，让国际友人都知道自己是如假包换的明朝新皇帝。
千万别低估朱棣与郑和的智力，这一君一臣完全可以位列最精明的一批中国人之列，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只是脑子发热，才干出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事情。不会，绝对不会！这君臣之间一定还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郑和连下西洋，其实是为了执行某些秘密任务。
下西洋行动的总策划是朱棣，因此我们得站在朱棣的角度来想问题。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皇帝，朱棣要处理的重大问题无非是两件事，一件是国防，要时刻警惕元朝的后裔——蒙古人卷土重来。朱棣雄才大略，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直面北方的挑战，并数次御驾亲征，大大削弱了蒙古各部的实力，使蒙古铁骑几十年间不敢越雷池一步。郑和下西洋显然和国防扯不上关系。
另一件就是内政了，朱棣面对一个老爸朱元璋留下的难题：差钱。
中国境内金矿和银矿十分稀少，因此在金属作为货币的古代，一旦中国的经济有所发展，经济总量和货币总量的矛盾就会日益突出。朱元璋一开始试图沿用元朝印制纸币的老办法，发行大明宝钞来增加货币供应量，与日益增长的经济总量相适应，结果由于无法控制纸币的贬值问题，大明宝钞可耻地失败了，民间依旧用铜钱作为货币。
但是铜钱本身是贱金属，一枚铜钱的价值很小，在小额交易中铜钱还是很方便的，比如买棵白菜、打瓶酱油什么的，但是经济越发展，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大额交易，这时铜钱的麻烦就来了。大额交易对铜钱的需求量非常大，可是古代铜的开采量受到技术落后和铜矿难寻的限制，不能在短时间内提升。同时从铸造角度看，铸造一批铜钱和铸造一批银币所费工时基本一样，但是平摊到每枚钱币上，铜钱的铸造成本同它本身的价值相比，就非常可观了，相反银币由于本身价值高，所以铸造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
更糟糕的是，铜钱不足，同时经济发展制造出大量的产品，两相比较就会使得一枚铜钱的购买力大大增加，或者说叫做通货紧缩，原来一个铜钱能买一斤粮，现在一个铜钱就能买两斤粮，这对于中国底层的自耕农来说，他们卖粮获得的铜钱变少了，这可不是好消息。货币数量过少，又不开印纸币，人们就不得不采取繁琐的以物易物的方式做生意，经济发展受到了阻碍。
朱棣也许并不会有这么现代的金融观念，但他迫切需要找到一条发财致富的捷径，维护大明王朝的统治。北方游牧民族与明朝长期对抗，蒙古高原那边不可能有什么发财的机会。那么南方的海上有没有机会呢？假如能够在海上找到贵金属比如黄金、白银的产地，武力抢夺或是和平贸易，都会给大明王朝带来足够多的货币，国内经济的差钱窘境也将一举解决。
作为一个王朝的管理者，一个脑瓜子足够好使的皇帝，朱棣这样考虑问题是很自然的事情。看看郑和七下西洋的壮观场面，我们可以继续揣测圣意，这一方面是为了寻找海外货币来源，另一方面是为了向海外宣告，大东亚天朝有限公司拥有强大的实力。
这就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秘密任务：找钱，确切地说是寻找贵金属货币，比如黄金和白银。不过，这个任务是不可示人的，明朝是一个道德至上的时代，你可以闷头发大财，但是绝对不能宣扬你喜欢钱。如果你说了，就会被儒生们的口水淹死，朱棣本来是造反夺权上位的，名声已经够糟糕了，如果再明目张胆地说我派郑和去找俩儿钱花，简直不敢想象后世的儒生会用多么恶毒的语言咒骂这个永乐皇帝朱棣。
既然这帮掌握话语权的文人喜欢道德，朱棣就高举道德的大旗，公开宣布我派郑和出海是为了扬我国威，让四方蛮夷归化天朝。从儒家的正统观念看，这个理由太主旋律了，于是反对之声寥寥，背地里，朱棣与郑和却务实地寻找发财致富的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