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中,以蜀国人才最少。袁子说过蜀国“小国贤才少”、“良将少”;孙盛指出“蜀少士人”;陈寿在谈到蜀国人才情况时说到“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习凿齿在对诸葛亮杀马谡时,所持有的“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观点,也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但是再回想一下当初六国之中秦国不是僻陋一方,才少上国?李斯的《谏逐客书》已经说得好清楚,《谏逐客书》译文“我听说官员们在商议驱逐客卿的事,臣私下认为这样做错了。过去秦穆公求士,在西边从戎那里得到了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在宋国迎来蹇叔,在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个人,并不生长在秦国,可穆公重用他们,结果吞并了二十个小国,使秦称霸西戎。孝公推行商鞅的变法之策,改变了秦国落后的风俗,人民因此殷盛,国家因此富强,百姓甘心为国效力,诸侯各国归附听命;又大败楚、魏两国的军队,攻取了千里土地,至今还巩固地统治着。
秦惠王采用张仪的连横之计,攻占了洛阳一带的地方;往西吞并了巴、蜀,往北获取了上郡,往南夺取了汉中,并吞了九夷的土地,控制住楚地鄢、郢;往东占据险要的虎牢,占领了肥沃的土地。于是瓦解了六国的合纵,使他们都向西事奉秦国,功效一直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雎范,废掉了穰侯,驱逐了华阳君,增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逐步侵吞诸侯,使秦成就帝业。这四位国君,都是由于任用客卿而获得成功的。由此看来,客卿们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假使这四位国君拒绝客卿、闭门不纳,疏远外来之土而不用,这就不会使秦得到富强,秦国也不会有强大的威名。
《谏逐客书》首先历叙自秦穆公以来历代国君,任用了由余、商鞅、张仪、范睢等外来人物担任丞相等要职,这些人真心实意为秦国建功立业,为秦国的富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足见用人唯才,不必限于本国。如果对外来者一概排斥不用,必将被其它国家收用,其结果必然不利于秦,所谓“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所以“僻陋一方,才少上国”不是人才少的原因,原因是因为当时三国人才流动少比不起当初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的文化思潮多样化,有“诸子百家”之称,儒墨并为显学,道名互为辩驳,纵横家煊赫一时,法家后期一枝独秀,而儒家墨家兼人济世,道家飘然出世,名家出于道家而自困于逻辑,所谓钻牛角尖者也~最为功利的当属纵横家和法家。乱世之中,以功利为先,故苏张之辈并显用于世,吴起商鞅并至宰相,如范睢李斯之辈,以策干秦,朝穷困而暮掌权柄,如此者多矣,是当时的文化氛围使之然也。
为什么之后没有了这种文化?残汉三国时期继承的是两汉几百年以来的经学文化,自从汉武帝纳董仲舒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生为汉相者,屡见不鲜,并且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儒家学说的“家学”,即世代相传的学问,儒者世代以儒学为业,强调的是于君忠,于父母孝,于兄弟悌,于朋友义。
所以“蜀中缘何无大将”是因为历史背景做成的,这些后来好多人才碌碌无为一生,“君择臣,臣亦择君”,其中的“君择臣”在人们看来是天经地义,不足为奇的。而“臣亦择君”,却难能可贵。正是这个“臣亦择君”;造成了三国时代前期的局面。可惜后期再好少见“臣亦择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