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低薪导致贪污、需要高薪养廉的议论。这种说法，并非现在才有，而是史已有之。低薪在古代叫“薄俸”。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经说“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并且在回顾了从西周到明代的俸禄制度后，感叹道：“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日知录》卷十二“俸禄”条)顾炎武的看法，不仅清代的学者如史学家赵翼等都表认同，当代的研究者也大多认可这一观点，认为“薄俸”制度致使明清官吏不得不贪，难以保持廉洁。这种见解，其实似是而非，因为顾炎武议论中的一个关键点被忽略了。
中国古代的清官，按晚清学者薛福成的说法，以四个人最著名，他们是：汉代的汲黯、唐代的宋璟、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庸庵文补编》卷一)。这四个人中，汲黯和宋璟的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较陌生，所以如果评选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相信大部分人会把选票投给包拯和海瑞。现在，我们就以海瑞为例子，看看官员能否清廉与工资制度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一)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
清官，即清廉之官，但清廉比较抽象，就人们的感受来说，生活上的贫穷似乎更有说服力。海瑞死的时候，在都察院(相当于监察部)工作的同事王用汲到他的家里，翻箱倒柜，仅找到十几两银子，《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12月版)中说“仅存俸银十余两”，另外还有“8两”和“151两”两种说法，中华书局1982年初版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曾说是20两，有误，中华书局2006年版《万历十五年》已改正。办丧事的费用都得朋友们凑份子，可见他的确是穷，穷得让人肃然起敬。
海瑞的同事中有一位姓陈的御史(相当于纪委的处级干部)。陈御史经常让差役拿着“红票”到市场上去买米，只付市场价的一半。这种做法当时很普遍，并不是陈御史一个人这样干，老百姓对此是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差役去买米，刚好这个米店的经纪(经理)家里有个见过点世面的何秀才，何秀才认为这不合理，便拿了“红票”到都察院击鼓告状。海瑞得到状纸后勃然大怒，想加倍处罚陈御史，刹刹这种歪风。由于都察院的御史同事们恳切求情，陈御史终于免受处罚。但是海瑞却采取了另一种惩罚方式：先是把拿“红票”买米的差役打三十大板，革去其当差的资格，再把他枷号在陈御史办公的衙门前，以羞辱陈御史。陈御史因此名声不好，他对海瑞自然也是恨之入骨。到了海瑞死的时候，陈御史看到海瑞家如此清贫，实在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见刚峰受用之清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于是说：“我不再怨恨他了。”(“回吾怨恨之心矣”)
海瑞的“清苦”终于感动了原来对他恨之入骨的陈御史，可见就清官来说，没有什么比他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更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了。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
海瑞为什么穷？按照吴思先生《潜规则》一书的解释，这主要是明代的低工资制度惹的祸。清官不受外财，守着一份死工资过日子，而工资又低，那就只能穷了，这很好理解。进一步推论，因为穷，收入不够用，只好去贪污受贿，因此低工资制度成了明代官员“当贪官的理由”，这也似乎符合逻辑。但是，这个观点却是不能轻易相信的。
海瑞(1514-1587)作为政治明星的高调出场，始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出任浙江淳安知县一职，这时海瑞已经45岁。淳安任上有一件非常著名的买肉事件，研究者历来将它作为海瑞贫穷的依据：“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潜规则·当贪官的理由》)此事见于《明史》记载，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是，海瑞是不是真的穷得买不起两斤肉呢？
当时买两斤肉需要多少钱？根据海瑞自己的说法，“猪肉二十五斤，价银五钱四分。”也就是说买25斤猪肉需要0.54两银子，一斤为 0.0216两，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就是14元，明嘉靖后期到万历前期的米价大致是1石米需银7钱，1石约为155斤，这样1两银子可买221.4斤大米。2013年夏秋北京超市粳米的零售价一般是每斤3元左右。这就是说，按购买力换算，当时的1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现在的664元。货币换算标准，详见本书附录。和现在的肉价差不多。由于海瑞可能是回民(因为有人认为海瑞的曾祖父海答儿可能是回民)，我们假定他买的那两斤肉是牛肉。当时牛肉的售价，“大羹牛肉二斤，价银四分正”，每斤也就是13元。
海瑞会穷到付不起26元买2斤牛肉给母亲过生日吗？
明代官员的正式工资不高。按照朱元璋时代确定的工资标准，七品知县的年薪是90石大米，《明史·职官志》记此标准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定，《明太祖实录》则记此标准为洪武二十年九月定。一般都认为洪武二十五年的标准成为以后有明一代的定例。相当于现在的4万块钱，月薪只有3000多元。由于后来朝廷发给官员的俸禄并不是全额的大米，还有折色，实际领到手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360贯钞。
万历《明会典》卷三十九记载地方正七品官员岁俸米为90石，其中54石为本色，36石为折色。本色中12石为月俸米，其余折银俸35石、折绢俸7石，共合银26.95两。折色中折布俸18石，合银0.54两;折钞俸18石，合本色钞360贯。万历十年(1582年)的《万历会计录》卷三十四“文武官俸禄”记载与之相同。这360贯钞，名义上顶了36石大米(10贯钞折俸1石)，但是较起真来，由于钞法不行，货币严重贬值，这笔钱在市场上未必能买到两石大米。这样计算起来，实际工资只有53石大米(27.49两银子按万历前期的米价每石0.7两来算，可购米39石)，不到现在的2.5万元，月薪只有2000元。每个月2 000元的工资的确不高，但似乎不至于买不起二十几块钱的两斤肉。
海瑞除了国家发放的工资之外，还有一些收入。海瑞老家有一些田产，据黄仁宇先生估计，总共是40亩光景。40亩地租给别人耕种，地租一般是收获量的一半，明代的海南(当时的广东琼州府)能够种双季稻(还有可能种三季稻)，按道理一亩地每年收一石米的地租总会有的，这意味着海瑞一家每年还有二三十两银子的收入。
海瑞在海南老家拥有零散土地93丘，全部税额为1.28两银子，黄仁宇先生按照当时海南的一般税率估计其土地数量大约为40亩(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0页)土地租佃给别人耕作，田租一般是亩产的一半。洪武四年(1371年)八月朱元璋曾赏赐沐英“苏州府吴江县田一十二顷八十亩，岁计租一千石”(《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七)，洪武六年五月又赐“铜陵县田十二顷四十亩，岁计租五百四十八石”(《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二)。田租每亩前者约0.78石，后者约0.44石。两者相差较大，主要是由于两地亩产量不一的缘故。苏州的田地差不多是全国亩产量最高的，而铜陵田地则比较瘠薄。所以海瑞老家的40亩田地所得年租应该不会超过苏州的标准，所得不会超过31.2石，但至少也不会少于17.6石，因此可以养5人至9人，差不多是一家人的口粮。
海瑞的家庭，我们假设情况和2006年年底播映的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所呈现的情况一样，是海瑞夫妻两人，和老母海太夫人及一个女儿，一家四口，三个成人一个小孩。这样的一家人一年需要多少花费呢？
家庭基本花费不外吃穿住行等项。先说吃。食物的消费量遵循生理规律。按照明清时人的说法，成人一天需要吃1升米，一年需要36石米。小孩的食量大概是成人的一半。海瑞的工资里有实发的12石米，已经基本上满足三个大人一个小孩的口粮需要了。海瑞的工资除米之外还有大约30两银子，如果海瑞的家庭情况真的像《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所呈现的那样，海瑞是不可能买不起两斤肉的。
当年海瑞一家就住在县衙正堂后面的“知县宅”里，官方提供的住宅是知县法定工资之外的福利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