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李瓶儿是《金瓶梅》得名的三女性中的两位，也是作者用墨最多的两位女性，即张竹坡之所谓“正写”。她们在名分上有着“大抵皆同”（张竹坡语）的经历。李瓶儿曾是梁中书的妾，做过花子虚的妻，与蒋竹山也有过两个月名不符实的夫妻生活；潘金莲虽未当过谁人的妾，但在王招宣、张大户家做使女时，有过与主子通奸的历史，后来被迫嫁给卖炊饼的武植，也还有着正室的名分。特别相同的是，潘李成为西门庆妾的过程：私通（都与西门庆）——杀夫（潘毒死武植、李气死花子虚）——插曲（潘的插曲是薛嫂儿说娶孟玉楼，李瓶儿的插曲是陈洪遭贬，陈敬济回来避难）——一顶轿子抬过西门府。“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相同的外在经历，并不能导致相同的外在行为。在西门府的前花园中，潘李二人的表演截然相反，在她们的行为中体现的完全是相背的人格系统。
有人说：潘金莲、李瓶儿是《金瓶梅》中两个悲剧人物（孟超《〈金瓶梅〉人论》），也许他看到的仅是二人命运上的共通之处。但著有《〈金瓶梅〉的艺术》的孙述宇先生却认为，潘金莲典型地犯了佛家“贪嗔痴”三毒中的“嗔恶”之毒，李瓶儿则是陷入三毒中的“痴爱”一毒（对“痴”，孙先生有别解），显明地指出了二者的不同。但本文的意图并不在于对二人的相同的外在经历和不相同的外在行为的辨别上，我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检讨出被作者隐去（或者说舍去）的潜藏在人物外在行为后面的人格心理因素，找出造成两种人格系统的心理动机及其形成原由。促成我对潘金莲李瓶儿人格心理探讨的契机有两个。一个是孙述宇先生的一句话：“潘金莲写得非常生动有力——也许是全书中最生动有力的一个，然而我们有时也会嫌她稍欠真实感。”用我们正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去衡量，潘金莲对性的追求，对秋菊的虐待该都属“稍欠真实感”（注意，不是不真实）之列，属超常（不正常）行为，这些与宋蕙莲的行为显然不同，所以我觉得孙述宇先生接下去的解释是不妥当的。
于是我便想：在潘金莲这异常行为背后是否有一些异常的心理因素？那不正常的心理因素又是怎样形成的？另外一个契机则是对有争议的李瓶儿的思考。一些研究者认为，进入西门府前后有两个李瓶儿，虽名相同，其实不一样，甚至认为作者不懂人物塑造。但当我仔细读完李瓶儿的文字以后，我的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李瓶儿只有一个，而且作者不但懂得人物塑造，且最了解李瓶儿的心事。我在李瓶儿进入西门府前后的变化中找到了心理依据，其外在行为的前后相背不是作者为了行文的方便随意改动的，作者如此写是有他的心理依据的。关于人格，一般把它等同于个性或性格。但在心理学上，人格则引起激烈的争论，定义更是众说不一（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波特曾综述过五十个定义）。
现代心理学基本倾向于这样一种意见，即人格是个体与社会环境相作用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身心组织（《人格心理学》）。因此，对人格的形成能够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生理的，一是社会的，而生理的影响也包含了社会的内容。这样，“新弗洛伊德派”代表荷妮（霍尼Horney）便反对弗氏的“性”人格，认为“环境因素”是最主要的。人格是稳定的，但在强烈的外在刺激（“强烈”是针对个体身心组织的承受能力来说的，“外在刺激”包括对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的刺激）影响下，个体人格会偏离原有轨迹，严重者会造成精神病，轻度的则会产生焦虑，引发“神经症”（又译“心理症”neurosls）。“心理症”患者与正常人在外表上没有明显区别，只因其受“心理障碍”的影响，有些异常行为而已，其人格并未发生解体。通过对潘金莲那“稍欠真实感”的异常行为的考察和李瓶儿前后矛盾人格的分析，我的出这样的结论：潘金莲是个典型的心理症患者，而李瓶儿则受着“道德性焦虑”（moralanxiety）的折磨，所以潘金莲偏执，李瓶儿郁悒。潘金莲的嫉妒，“丧廉寡耻，若云本自天生，则良心为不可必，而性善为不可据也”（张竹坡评语）。
在潘金莲健康的身心组织正常活动时，她的人格不会发生突变，是稳定的连续的，虽然也有些不检点的行为（倚门卖俏），但那也属正常的生理需求，并未在心理上产生危机。即使嫁给武大，也没有造成强烈的刺激（潘金莲的心理承受力），虽然没人时爱唱个《山坡羊》（“想当初，姻缘错配，奴把你当男儿汉看……”）表达自己对其婚姻的痛恨，但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点儿闲愁，“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还没有达到影响其正常人格的程度。但有两次事件对她影响最大，一件是武松对她的拒绝，一件是西门庆娶孟玉楼对她的抛闪。
研究《金瓶梅》的人，至今还没有谁认为潘金莲对谁有过爱意。但我想，也许她有过一次（仅一次）爱的冲动，即对武松的冲动。当潘金莲第一次看到“身材凛凛，相貌堂堂”的武松时，她认为，唯有他才是她心慕已久的“男儿汉”，唯有他才配抱她的“羊脂玉体”。不可否认，潘的冲动中确实有性的成分，但这毫不影响我认为她对武松有爱意。要知道爱情本身就含有很多的性的因素，否则，作为唯物论者的我们就无法解释“一见钟情”（尽管有些人不承认它，但它仍然在为人间抛洒爱的种子）这种现象。
仔细回味一下，我们会从潘金莲对武松和潘金莲对西门庆的视点上看出一些差别，看武松：“这般人物壮健”“毕竟有千百觔气力”。看西门庆：“那人生得风流浮浪，语言甜净”。对前者，潘金莲心向往之，是健康的；对后者，潘金莲表现出的“留恋”，只可谓性的诱惑。想武松时，“这段姻缘却在这里了”，潘金莲想嫁给他；想西门庆时，“他若没我情意时，临去也不回头七八遍了”，对性对象的猜测。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解释清张竹坡的疑问——“不然金莲十二分聪明人，岂不知防患乎？”（武松欲娶回潘金莲时）也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解释西门庆能占有她肉体，为何占不住她的心？（潘金莲背着他与琴童、陈敬济私通。）然而，随着武松的拒绝，潘金莲仅有的一点儿爱的梦想破灭了，她的性自尊受到现实强烈的刺激，一变而扭曲为极端的性自负。潘金莲在与武大郎的比并中，形成的盲目的性自尊——自比鸾凤、灵芝，在具有“现实原则”象征意味的武松的严格“纠察”下，遭到毁灭性失败，只好退回潜意识。
压抑、扭曲的生理上的性自尊转而充实了她原本对自己姿色和小脚的自负心理，使她健康平衡的人格发生倾斜，使支配其行为的多种心理动机（阿尔波特“动机的种类是多样的，我们极难找出它们的公分母”《人格心理学》）被其极端的性自负（精神专注于此）所代替。因此，潘金莲对着武松喊道：“我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不是那腲脓血搠不出来鳖！”情的寄托落空，性的欲求同时受到创伤性抑制。她的生活从那时开始发生巨变；性的需求已不再停留于卖弄姿色上，更进而成为她“生活的习惯”，她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种需求活动中，为了满足她的性欲，她可以毒死武大，吓死官哥儿，逼死宋蕙莲。西门庆的出现，可以说为她打开了追求性满足的大门，然而“说娶孟玉楼”更强烈地刺激了她的自卑心理。
她虽然有姿色，但出身低贱，更没有钱财，只凭姿色是笼不住西门庆的。在这点上，她甚至比不上脸上有麻点但有钱的寡妇孟玉楼。所以她害怕提到有关钱物和地位，对此也特别敏感。
第七十八回，潘金莲过生日，潘姥姥好心，买点儿东西来看她，她却因为一分轿子钱跟潘姥姥闹起来，“你没轿子钱，谁叫你来？恁出丑陌刂划的，叫人家小看。”还说，“休要做打嘴的献世包！关王卖豆腐——人硬货不硬，我又听不上人家那等屄声颡气。”她没钱，即使别人不说她，她也觉得有人在笑她。在精神上她很自卑，这一点在七十九回表现得更突出。“月娘道：‘王三官儿娘，你还骂他老淫妇，他说你从小儿在他家使唤来。’那金莲不听便罢，听了把脸掣耳朵带脖子都红了，便骂道：‘汗邪了老淫妇……’”潘金莲绝不愿承认自己曾是人家的使女，所以她一听这话便歇斯底里（属胆汁型，是神经症外倾的特征发作），大骂林太太。这些都是社会地位对潘金莲的影响，直接原因就是“说娶孟玉楼”时对她的刺激。她嫉妒那些地位和财物方面优于她的人，特别是在这些因素同时对她性的追求造成威胁时，她更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她“”下去。李瓶儿有钱并得了西门庆的宠，她就琢磨占李瓶儿的便宜；李瓶儿皮肤白嫩欢了西门庆的心，她便搽白身体投西门庆的好；李瓶儿生了官哥儿，既得了西门庆的宠，又有了近乎主家婆的地位，潘金莲就一面挑拨吴月娘对李不满，一面想办法惊死官哥儿。
郑爱月儿拉拢了西门庆，潘金莲就掀她的裙子，评说她的脚型不堪。由性自尊而导致的性自负和心理自卑构成潘金莲的神经症人格，其心理是变态的。对性的无限追求给她的生活伏下危机，她总有一种不安全感。“性极多疑，专一听篱察壁”。一旦追求的目的没有达到，或遭受点挫折，她在精神心理中便无法调节抵消，或尅迎儿，或殴秋菊，两般发泄都不行时，便只有手抱琵琶自怨自叹。然而，当她得意时便忘乎所以，甚至闹到吴月娘房中而至不可收拾地步，终于不为吴月娘所容，以二十两银子卖出。张竹坡说：“夫不有子虚，则瓶儿归西门是无孽之人。”我用“道德性焦虑（moralanxiety）来分析李瓶儿的人格心理，正是基于这段话。此处”孽“字显然是罪恶的意思。查《词源》”孽“本没有罪恶之意，只是后人把佛教讲的”业障“误为”孽障“，才有了”业“与”孽“的相通。”佛教称过去所做恶事造成的不良后果为业障“（即孽障）。查《现代汉语词典》，”业障：佛教徒指妨碍修行的罪恶“。张竹坡看到的虽然只是李瓶儿做了恶事，但联想到他认为”瓶儿是痴人“，我们就会明白，同样害死亲夫，为何不称潘金莲为有孽之人的原因了（他称”金莲不是人“）。
在张竹坡看来：作孽，对潘金莲来说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没有看到潘金莲作孽时，已是神经症患者），但对”痴人“李瓶儿则不然，此孽将影响她的后半生，所以他满怀同情的口吻说出本段开头那段话。我说李瓶儿有”道德性焦虑“，就是指她对自己所做的恶事──气死花子虚——在道德上不自知地进行自我谴责。李瓶儿”痴爱“西门庆，在这点上我同意孙述宇先生的观点。我认为，在明代社会中出现西门庆（尽管书中称宋代，实际写的明代）这样的能人，不仅应在历史学、经济学等领域受到重视，在人性发展史上也应该浓浓地抹上一笔。”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psychology）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纳于：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主要问题之下。“（阿德勒《自卑与超越》）西门庆的职业虽然是理刑副千户，但就上提之”职业“的真正含义而言，西门庆是个商人，他不仅能从商品交换中牟利，甚至能从婚姻中赚钱，作为商人西门庆是成功的。西门庆的社交能力更不用说，他能从一介白衣升为理刑副千户，谁不佩服（尽管手段不正大），就性的问题来说，我们当然不希望能从西门庆身上看到什么浪漫情调，他同女人的关系只能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西门庆是成功的。
从以上的分析看，不论哪方面，西门庆都是当时社会中出类拔萃的（不一定是好的，但他却是代表先进的）。李瓶儿在社会地位上，比西门庆要高一些，而且也不缺钱花，她缺少的是精神寄托和生理的满足。而西门庆所表现出的极强的生命力，不仅使她在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得到满足。所以她对西门庆说：“你就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为了嫁给西门庆，李瓶儿气死花子虚。但不论她的动机多么合理（爱西门庆，恨花子虚）多么没奈何（那个社会只有夫休妇，没有妇休夫的道理），事情的结果却是做了“孽”，而且此孽深植李瓶儿的潜意识，一旦受到外在条件的激活，它便会表现出来。花子虚死后，李瓶儿催西门庆早些把她娶过去，“‘休要嫌奴丑陋，奴情愿与官人铺床叠被，与众位娘子做个姐妹，奴自己甘心，不知官人心下如何？’说着满眼落泪。”“‘随问把我做第几个也罢，亲奴舍不得你。’说着，眼泪纷纷的落将下来。”“‘奴情愿伏侍你，铺床叠被’说着泪如雨下。”每次李瓶儿谈到要嫁过去时都哭一番，为什么呢？张竹坡说：“人谓写瓶儿热，不知写瓶儿心悔也。”“乃深悔从前货落人手。”我认为，李瓶儿幡然有悔，但不是为“货落人手”而悔，乃是为作“孽”而悔。气死花子虚这一恶事，在李瓶儿正常的心理活动中形成孽障（业障），即焦虑。她无法通过这一关，也无法使这种道德上的自责消匿。一个人在干某件事时，由于受着某种冲动的支配，往往看不到这件事的后果，所以我们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我干了什么？！”李瓶儿受其情爱和怨恨的左右，借机大骂花子虚，也许她并未想到气死他的结果会怎么样。
但当西门庆迟迟不娶她时，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心理上有些不安和忧虑。经过与蒋竹山两个月的生活之后，其不安和忧虑更重，甚至有些恐惧感，在西门庆向她举起鞭子那一刻，这种感觉越加清晰，“我那世里晦气，今日大睁眼又撞入火坑里来了”。不安和忧虑一变而为自怨自责，甚至自恨。李瓶儿的“痴爱”无法抵消她潜意识中的罪恶感，即“孽根”。她常常梦见花子虚要去告她，要惩罚她，弗洛伊德认为，道德性焦虑最后会扩展到对死亡的害怕及对死后惩罚的预见。李瓶儿“梦见花子虚从前门外来，身穿白衣，恰似活时一般。见了瓶儿厉声骂道：‘泼贼淫妇，你如何抵盗我财物与西门庆！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儿一手儿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饶恕我则个。’”李瓶儿总觉得欠花子虚什么（她怕他讨还），是财？还是命？她潜意识中的焦虑终于在梦中暴露出来，她有些后悔，“孽机发，动悔念矣”。（张竹坡语）她渴望宽恕她甚至想通过自己的牺牲（抛却西门庆）跟花子虚去，以偿还她的孽债，摆脱焦虑，“花子虚抱着官儿叫他，新寻了房儿同去居住”。此梦两人没有吵闹，在李瓶儿潜意识中，这样做或许能缓和冲突──内心的冲突，“超我”与“本我”的冲突。但她还是眷恋着西门庆，不忍遽去，所以，以后的梦中，冲突便越来越激烈，直到她死。
潜意识中的自责自怨，在行为上甚至有着“心理症自恨”的特征，即“自苦”“拖延”。潘金莲为与李瓶儿争宠，千方百计地惊吓官哥。李瓶儿虽然心中明白，但她仍然束手无策，只是“两手握着孩子耳朵，腮边堕泪，敢怒不敢言”。也许她把实情说与西门庆，事情能好些，但她还是“昼夜抱孩子，眼泪不干地只是哭”。别人给她拿主意，她倒说：“随他罢了，‘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在这堂皇的理由背面，实际上隐藏着“自苦”的动机，她“暗气暗恼”的理由只有一个，既不是她没有与潘金莲竞争的实力（她有钱，有儿子，还有西门庆的宠爱），也不是她天性懦弱（她敢骂花子虚，骂花子虚赶走蒋竹山），而是潜意识中的自我道德谴责，她的“拖延”，即对潘金莲进攻的容让：潘金莲举惊官哥，她忍了；潘金莲打秋菊惊官哥儿，她忍了；潘金莲打狗惊官哥儿，她忍了；直到雪狮子一扑，吓死官哥儿，她也忍了。为什么呢？荷妮说：“拖延者知道自己所拖延的事，通常是愈积愈多的，而使自己将极多的痛苦加诸于自己身上”，“这是使自己蒙受到痛苦的一种报复性满足”（《自我挣扎》）。张竹坡说：“见瓶儿之不能防微杜渐也。”在李瓶儿的潜意识中，她企望以“拖延”造成更强烈的“自苦行为”，从而抵消她的罪恶感，获得新的人格平衡。失去官哥儿是她“自苦”的顶点，但事情的发展对她越发严峻，她不但无法摆脱焦虑，甚至自责的程度越来越强。李瓶儿的“道德性焦虑”人格，产生的是“自苦”行为，表现的是忧郁的神情，与以前处于主妇地位，支配别人时的人格当然不同。
以前的李瓶儿心理健康，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她能放得开，泼辣得来。《金瓶梅》这部小说是真实反映明代后期病态的社会现状和带有当时病态风气的文学作品，一些人物，一些事件的写法，难免不带有变态的成分，运用现代心理学思想来研究它，或许是一条能打通现代人与古人心灵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