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苏的最初岁月
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搭乘“远东”号货轮从上海出发，低达海参崴，再改坐火车经西伯利亚，于11月底到达莫斯科。与他同去的有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叶楚怆之子叶南，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佑任之女于芝秀和女婿屈武，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等22人。
莫斯科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沃尔霍夫大街15号，是1925年苏共中央为纪念已故的孙中山先生而创办的，专收中国留学生，目的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留学生由国共两党共同推荐，邓小平、张闻天、左权、王明和徐君虎等都曾是蒋经国在中山大学的同学。
蒋经国留苏前还有一段小插曲：1925年蒋经国正在北平吴稚晖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游行示威，被北平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他来到广州黄埔探亲。当时进步学生都以赴苏联留学为荣，黄埔军校正派一批学生赴苏留学，但都要人保荐。蒋经国与几位朋友决定申请，并要求吴稚晖推荐。吴稚晖问他为什么想远适异国，蒋经国答说：“为了革命。”吴大笑：“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怕吗？”蒋经国表示不怕，吴稚晖告诉他：“革命不是这么简单的吧？你要去考虑一下。”两星期之后，蒋经国又找吴稚晖，表示依然要去莫斯科。
蒋经国要去苏联留学，作为父亲，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是怎样的态度呢？由1925年10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里的简单记述可见一斑：“我再次提示经国，我决定允许他到苏联进修。”
蒋经国与黄杰
刚满15岁的蒋经国在父亲蒋介石的允许下，和另外一些青年到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去竟是整整12年，直到1937年才携妻带子返回祖国。这期间，蒋经国曾三次向苏联当局提出回国请求，前两次都未获批准。最后一次，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中国共产党的协调下，蒋经国才实现了回国的愿望。
初到莫斯科，蒋经国表现得既兴奋又好奇。据蒋经国的同班好友徐君虎回忆：当时蒋经国在所有中大的同学中年纪最小，个头不高，只有一米五多一点，但粗壮墩实，经常穿一件夹克式工人服，戴着鸭舌帽，走起路来蹦蹦跳跳，整天无忧无虑，非常活跃。见到同学就主动伸出手来，操着宁波口音说：“我叫蒋经国，我们是同学啦！”
来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蒋经国及其同学好像进入了一个自由的世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过去不敢公开大声歌唱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现在可以尽情地唱了，革命的热情和青春的活力在这里迸发出来，他们渴望中国将来也能像苏联一样。
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除俄文、历史、哲学外，还有马列主义和军事科学等。学校里的革命气息很浓，把政治教育放在第一位，在饭堂的墙壁上挂着“中俄联合万岁”、“中国革命成功万岁”的口号。有一次，蒋经国很奇怪地问一位俄国朋友：“为什么红军所穿的衣服和戴的帽子，并不是红的？”朋友告诉他：“我们苏联称自己的军队为红军，是在主义方面讲的，共产主义旗帜是赤色的，我国军队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所以称为红军。”事后蒋经国为自己的幼稚和无知而感到非常惭愧。
从此，他一改过去爱交往的性格，一有空就拿起书看，特别爱看马列的书，并担任学校墙报“红墙”的编委，负责墙报稿件的收集、编辑和出版工作。他经常在墙报上发表文章，曾在一篇“革命先革心”的评论文章中，号召“大家站在革命阵线上，巩固中国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此文获得校方的充分肯定。
1925年12月，蒋经国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以满腔热情投入学习，不但成绩优异，而且积极参加各项活动。
刚满15岁的蒋经国在父亲蒋介石的允许下，和另外一些青年到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去竟是整整12年，直到1937年才携妻带子返回祖国。这期间，蒋经国曾三次向苏联当局提出回国请求，前两次都未获批准。最后一次，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中国共产党的协调下，蒋经国才实现了回国的愿望。
两次请求回国遭拒
1927年4月，蒋经国在中山大学毕业，他向苏联当局提出申请，要求回国，准备把所学的知识和革命热情带回国内。恰在这时，中国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
消息传到苏联，中山大学群情哗然，人们把愤怒的目光对准了蒋经国。
出乎大家的意料，蒋经国的态度非常坚决，公开批判蒋介石的“清党”政策。在一次中国青年的会议上，他跳上讲台用颤抖的声音不断地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反革命蒋介石！”并发表演讲：“我在这里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的。”4月24日，蒋经国在《人民论坛报》发表公开声明：“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这份声明被塔斯社译成多种文字广泛散发。
蒋经国的表现，使他得到同学和苏联人们的尊敬。这个声明发表后，莫斯科的居民带着极大的关注询问留学生：“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时间，蒋经国名声大噪，妇孺皆知。
“四一二”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与苏联中断关系。7月，苏共中央将中山大学学生中的国民党员大部分遣返回国，留下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部分思想进步的国民党左派分子。蒋经国由于表现突出，更由于他的特殊身份，苏共中央决定把蒋经国留下来，并保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军政学校学习。并批准他为预备党员。
蒋经国第一次回国的愿望，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而未能实现。
刚满15岁的蒋经国在父亲蒋介石的允许下，和另外一些青年到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去竟是整整12年，直到1937年才携妻带子返回祖国。这期间，蒋经国曾三次向苏联当局提出回国请求，前两次都未获批准。最后一次，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中国共产党的协调下，蒋经国才实现了回国的愿望。
多年后，蒋经国在回忆录中称当时谴责父亲的行为是迫于压力，如果不这么做，怕遭到斯大林等人的迫害，这话的可信度值得怀疑。而事实上，当时17岁的蒋经国，血气方刚，对共产主义学说接受较快，在红色教育的熏陶下，已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热血青年，对于政治的热情完全压倒了父子亲情。在这种心里状态下，大义灭亲是完全可能的。
蒋经国在苏联的表现是蒋介石事先没有想到的。儿子出国的目的是想到“世界革命的圣地”——苏联学习先进的革命知识，而对于父亲来说，让15岁的儿子去社会主义国家留学，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
1924年国民党重新改组后，实行“联俄、联共、扶肋农工”的政策。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8月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被赶走，许崇智被解职，使蒋介石和汪精卫成为国民党内的首要人物，蒋介石当时的地位，由于他在支持联俄时得到鲍罗廷(原孙中山的苏联顾问)的拥护这一重要情节而得到加强。尽管当时国民党内有戴季陶等人的强烈反对，蒋介石还是标榜“以俄为师”、以“革命左派”自居，为继承孙中山的大政方针，他采取结纳苏联的立场，让儿子蒋经国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
蒋经国告别莫斯科，来到列宁格勒的红军军政学校学习。这时他的周围大多是苏联人，上课也不用翻译，待遇要比中山大学高，每月有四五十卢布零花钱。
1930年5月，蒋经国以全班第一名成绩毕业，他第二次向当局提出回国请求，准备用自己所学的本领来帮红军打蒋介石。此时，正值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第一次围攻江西中央红军，当局对蒋经国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再一次拒绝他的要求。他又申请参加苏联红军，结果也被拒绝了。
为此，斯大林专门召见了蒋经国。见面后，斯大林只谈家常，却只字不提回国之事。根据《蒋经国传》作者江南的说法：“斯大林的眼光，毕竟高瞻远瞩。内争，托洛茨基不是对手;战斗，罗斯福也差之甚远。就斯大林而言，蒋经国是一颗棋子，掌握了这个棋子，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打交道，即能待价而沽。”从此苏联政府将蒋经国交由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安排。
1930年6月，中共代表团派他到列宁大学(原中山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带领中国学生去外高加索、乌克兰等地参观。
刚满15岁的蒋经国在父亲蒋介石的允许下，和另外一些青年到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去竟是整整12年，直到1937年才携妻带子返回祖国。这期间，蒋经国曾三次向苏联当局提出回国请求，前两次都未获批准。最后一次，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中国共产党的协调下，蒋经国才实现了回国的愿望。
在一次会议上，蒋经国口头上批评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陈绍禹(王明)，结果共产国际人员就让他带了一匹马和一些农具，下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村劳动。
蒋经国曾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段农村生活：“刚到村中的时候，因为我是外国人，没有一家肯借床铺给我，第一夜我就睡在教堂的车房里。”后来，“我所住的是一间草屋，每天吃的是洋芋艿、黑面包、盐三种食品，房间是由几十块木板搭成的，在牛间的旁边，我的床是由四块板二张木凳搁成的。”村民初见他时用一种挖苦的口气说：“你们是只知道吃面包，而不能做工的人。”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成绩来。到农村的第二天，他就下地耕田，接连耕了五天，得到农夫们的信任，后来又帮助村里解决不少难题，一个月后被村民选为农村苏维埃副主席。
1932年10月，蒋经国被召回莫斯科待命。1933年春，王明又派蒋经国到条件极艰苦的阿尔泰金矿，掏金、挑柴。10月，蒋经国被分配到斯夫洛斯克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开始，他干着修马路、抬机器、砍树伐木的苦力活，没过多久就升为技工，又由技工转为技师，因为他干活不怕吃苦，一年后晋升为副厂长，并担任工厂机关报的主编。
在这里，蒋经国结识了俄罗斯姑娘芬娜。1935年3月15日，蒋经国25岁，芬娜19岁，在一个小小的宿舍里，他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一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蒋孝文。
在乌拉尔将近四年的生活里，蒋经国的生活与旅苏中国学生完全隔离，他的生活举止跟俄罗斯人没有两样，他与芬娜过着艰苦而又幸福的生活。对于何时能回国，已经不是他能决定了的。尽管他也很想回国，尤其是思念他的母亲，回想来苏联前到溪口与母亲告别时，毛福梅颠着小脚是送一程、哭一路，心中更是莫名的惆怅。他在一封信这样写道：“我没有一天不想吃一些我长久没有吃到的家里烧的菜。”此时，回国对他来说，似乎是很遥远的事。
返回祖国
事情出现转机是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经国听到这一消息十分着急，立即写信给苏共领袖斯大林，请求返国探亲。这是蒋经国第三次请求回国。
刚满15岁的蒋经国在父亲蒋介石的允许下，和另外一些青年到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去竟是整整12年，直到1937年才携妻带子返回祖国。这期间，蒋经国曾三次向苏联当局提出回国请求，前两次都未获批准。最后一次，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中国共产党的协调下，蒋经国才实现了回国的愿望。
对于“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积极促成和平解决。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邀请下，周恩来来到西安与国民党谈判。据张国焘回忆录中说：“他(指周恩来)的陈词，曾使蒋氏的心情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介石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是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的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露思子之意。周氏即满口答应，助他父子团聚。”
从内心讲，蒋介石对儿子是“思之又恨之”，尽管蒋经国在苏联写信反对过他，但儿子最终还是亲骨肉。在蒋经国11岁那年，蒋介石曾说过：“经儿可教，纬儿可爱。”对于儿子，蒋介石是寄予厚望的。在国民党与苏联断交期间，他曾多次求助第三国际，想把蒋经国弄回来，但都失败了。1936年初，蒋廷黻任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行前，蒋介石委托宋美龄转告蒋廷黻，希望他能帮助寻找蒋经国。“西安事变”时，与人谈起儿子蒋经国，蒋介石明显流露思子之情：“经儿赴苏十余年，现杳无信息，他生母日日烧香许愿，盼望儿子回家。唉！十二年不见面了！”
周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代表潘汉年，把蒋介石的思子之情转达给斯大林。
而此时，日本持续增兵东北，东京参谋本部一直将对苏作战视为主要战略目标之一。这种情况迫使斯大林拉拢国民党政府，期待国民党军队能将日军挡在苏联境外。所以，“西安事变”爆发后，斯大林的态度是：“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好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
1937年3月，蒋经国接到回国的通知。斯大林还特地召见了他，当他再一次来到克里姆林宫时，尽管斯大林还是那么威严，但他说话时那种和蔼可亲的神情还是让蒋经国的心情放松下来。斯大林对他说：“你虽然在苏联已经十二年了，但你是个中国人。你们国家和人民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你应该回中国去，为你们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蒋经国启程回国前，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大使蒋廷黻在大使馆设宴为他饯行。就在这一晚，蒋经国的身份实现了根本的转换，由过去的学生、农夫和工人迅速转为“蒋太子”，出身普通工人家庭的俄罗斯姑娘芬娜也正式进入中国的“第一家庭”，成为蒋方良。人们众星拱月似地对蒋经国夫妇曲意奉承。
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带着妻儿踏上了回国的旅途，4月中旬抵达上海。一星期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杭州一座名叫“澄庐”的湖滨别墅会见了阔别12年的儿子。随后，蒋经国又带着妻儿回到溪口拜见生母毛福梅，母子相见，止不住抱头痛哭。对于毛福梅来说，儿子是她活着的理由。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蒋经国奉父亲的旨意，静心读书，进行“洗脑”。蒋介石想用传统文化来彻底清除儿子脑中的红色残余。从此，蒋经国开始了他的另一条人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