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18日，位于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的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一位身穿麂皮夹克和骑马裤的男子走出了大门，身后还跟着一位活泼可爱的少年。两人刚刚踏上停靠在中研院大门口的汽车，突然，意外发生了，几名持枪的歹徒从不同的方向冲过来，向着车内猛烈射击……
杨杏佛，名铨，1893年出生，江西清江人，早年曾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并且加入了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杨杏佛追随孙中山到南京，在临时总统府秘书处工作。
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只持续了3个月，孙中山和袁世凯“南北议和”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就解散了，袁世凯表示愿意接收临时政府的所有官员，其中也包括杨杏佛，但他们都不愿意到袁世凯手下做事，于是就作为稽勋留学生，去美国留学。
稽勋留学生是中华民国的首批官派留学生，也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其成员多为原先追随孙中山打天下的革命党人，或者是对辛亥革命有功人士的子弟，他们由临时稽勋局以“酬勋”的名义派遣出国留学。这批留学生热心向学，多数成才，其中杨杏佛、宋子文、张竞生、任鸿隽、谭熙鸿、李四光等人更是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在美留学期间，杨杏佛和一群怀抱着科学救国理想的留学青年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高高举起了科学的旗帜。他们还创办了《科学》月刊，这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刊物。1917年，《科学》月刊迁往上海，积极致力于“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是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最有影响的科学团体和科学刊物，对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推进功不可没。
蒋介石与宋美龄
在美留学期间，杨杏佛学习了西方先进的工商管理和金融管理等相关知识。学成归国后，杨杏佛来到武汉，在张之洞开办的汉阳铁厂担任成本会计科科长。其间，声势浩大的“五四”青年运动爆发了，上海等地纷纷相应。作为具有先进民主思想的热血青年，杨杏佛认为汉阳铁厂的工程师学会也应该有所表示，响应“五四”运动的号召。然而，令杨杏佛大失所望的是，响应者竟然寥寥无几。后来，他就到了南京的东南大学去教书。
在学生们的眼中，杨杏佛是一名学识渊博、崇尚民主思想的良师益友，备受信赖。然而，在校方领导的眼里，杨杏佛却是一个不安分的员工，他时常在校园里向学生们宣扬马克思主义，讲解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一时间成为校方的心头隐患，校方几次企图将他解聘，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后来学校想了一个办法，对学校进行改革，把整个工科都取消了，杨杏佛自然也就无法再教学了。
1924年，杨杏佛再次找到孙中山，并随同他北上，又一次成为了孙先生的秘书。同年，国民党改组，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杨杏佛追随孙中山奔走南北，奉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与共产党人真诚合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奋斗。
1925年，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宋庆龄的授意下，杨杏佛主办了《民族日报》，言辞激烈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军阀官僚的媚外丑态，唤起群众参加反帝斗争。
这样一位爱国的仁人志士，究竟为何会招来杀身之祸？这一切还得从风雨飘摇的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开始说起。
上世纪30年代初，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非但不抵抗日寇的侵略，反而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在加紧对苏区红军进行“围剿”的同时，更是残酷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大肆屠杀同胞。全国监狱密布，特务到处横行，许多为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而斗争的仁人志士被逮捕甚至惨遭杀害，国内政局令人毛骨悚然。
在当时蒋介石的黑暗独裁统治下，一批满腔热血的爱国志士，携起手来同蒋介石进行了坚决的抗争。1932年12月29日，杨杏佛与宋庆龄、蔡元培等民主主义斗士，为了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建立了一个进步政治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2年12月18日，杨杏佛陪同宋庆龄等人到北京调查监狱的状况，之后，便在《申报》上发表了文章，明确阐述了中国民权同盟成立的目的：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援助，并调查鉴于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
同盟的任务是公开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援救所有被国民党关押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民众的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权利。而同盟的领导人及其成员又都是当时的社会知名人士，因此，同盟的存在，让国民党政府既感到惶恐不安又恨之入骨。
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在任期间，全力以赴地协助宋庆龄宣传反蒋抗日的民主思想，并竭尽所能营救被国民党逮捕和关押的进步人士。由于杨杏佛鞠躬尽瘁的工作，致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一进步组织成为蒋介石极为痛恨的眼中钉。
舆论普遍认为，蒋介石要对付的真正目标是宋庆龄。宋庆龄作为近代中国民主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无论其政治远见，思想深度，还是个人品格和情操，都为世人所景仰。
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席，宋庆龄是蒋介石真正想要除掉的人，那么，既然如此，杨杏佛却又为何成了蒋介石的刺杀目标呢？
作为“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中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宋庆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的中国，她所拥有的巨大感召力是任何其他人所无法替代的。蒋介石既然以孙中山的继承者自居，他就不得不有所顾忌。正是这种顾虑，使得蒋介石对宋庆龄迟迟难以下手。
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杨杏佛其实就是宋庆龄的左膀右臂，只要砍掉了这个左膀右臂，宋庆龄的民权保障同盟也就无法有所作为了。
自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之日起，杨杏佛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恐吓。然而，杨杏佛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对此根本不予理睬。
1933年6月18日清晨，亚尔培路上像往常一样安宁。时间刚过六点，街上人烟稀少。这时，一辆轿车在街角的隐蔽处缓缓停下，车上坐着几名神色诡秘的男子，他们警觉地观察着窗外。突然，四人同时打开了车门从车上下来，快步朝不同的方向散去，一眨眼就不见了人影。他们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派来取杨杏佛性命的杀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约7点左右，杨杏佛出现了，身后还跟着一位活泼可爱的十几岁的少年，他便是杨杏佛的儿子杨小佛。父子俩走到院中，跨上了杨杏佛惯常乘坐的那辆小轿车，然而，上车之后，杨杏佛才发现，中研院用来接待客人的备用敞篷车堵住了通道。杨杏佛没有多想，就带着儿子下了车，换到了停在前面的那辆敞篷车上。然而，正是这个不经意的决定，使得杨杏佛父子陷入了万分危急的险恶处境。
汽车缓缓地发动了，正当敞篷车从中研院的门口开出，缓慢地拐到大街上的时候，持枪的杀手们突然从街道两旁冲出，围着车身就是一阵猛射，刹那间，枪声大作。
事实上，这场刺杀杨杏佛的行动蓄谋已久。早在1933年的4月至5月间，戴笠就已经接到了暗杀命令，这个老奸巨滑的特务头子立刻在上海建立了指挥部，亲自监督这一计划的执行。
杨杏佛从北平回上海后不久，戴笠便开始了部署。第一个步骤就是监视杨杏佛，以便找出他的行动规律，伺机下手。
特务们很快发现了杨杏佛有骑马的爱好，他们当即认为，在马场对杨杏佛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不料，方案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反对。
蒋介石认为，把杨杏佛暗杀在租界以外的地区，达不到威吓宋庆龄的目的，他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庆龄的寓所附近执行暗杀。
杨杏佛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就在法租界内，所以特务们最终决定就在中研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杏佛外出散步或去宋庆龄寓所途中执行暗杀。负责刺杀行动现场指挥的是军统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
参加刺杀行动的人员共有六名，实施行动之前，所有人都举行了宣誓，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如不幸被捕，应立刻自杀，决不能泄露军统的行动计划，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
1933年6月18日，赵理君一大早就带领执行刺杀的凶手过得诚等人来到中研院附近，守候伏击。
当杨杏佛的汽车徐徐驶出中研院的大门时，街道两旁突然冲出四名身穿短衣的持枪歹徒，围着车身就是一阵猛射，刹那间，枪声大作，司机胸部中弹，翻身下车，逃命而去。
从听到第一声枪响的一刻起，杨杏佛就意识到，这阵枪林弹雨必定是冲着自己来的。千钧一发之际，护子心切的杨杏佛立刻趴在儿子杨小佛身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着年幼的儿子。凶手分别从汽车的左右两侧，继续向杨杏佛射击。
附近的邻居眼看着凶手们逃之夭夭，却没有人敢上前救助。此时，中央研究院对面三六二号汽车公司的俄国职员培克从楼上飞奔下来，迅速跳上驾驶座，猛踩油门，载着倒在血泊中的杨氏父子向医院飞驰而去。
俄国人培克驾车将杨杏佛父子送至金神父路的广慈医院救治。稍作检查之后，医生便无可奈何地宣布杨杏佛伤到了要害，已经气绝身亡。而杨小佛仅仅是右大腿被子弹擦过，伤势不重，经过治疗，被送入了病房。
杨杏佛被刺身亡的消息一经传出，有识之士无不感到悲恸愤慨，唯有戴笠为此洋洋自得。然而，一个意料之外的小插曲，却使得戴笠的愉快心情大打了一些折扣。六名行刺歹徒之一的过得诚在行动中中弹受伤，被警方逮捕后送往医院救治。特务们违反誓约，没有做到不成功即自杀，戴笠为此感到十分气恼。
戴笠马上通知了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探长的军统特务，叫他带上一包毒药，通过捕房的关系去接近过得诚。只是，还没等到特务动手，住在广慈医院里的过得诚已经因为伤势过重而死了。
杨杏佛被暗杀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还上演了一出贼喊捉贼的把戏，伪上海市长吴铁城照会了法租界当局，要求限期破案，缉拿凶手，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