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九年(1411年)七月初一，英明神武的明成祖朱棣不知哪根神经受了刺激，颁布了一项基本国策：“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读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但凡查出违规者，杀他全家。
在电视、互联网、报纸、手机等先进玩意儿未发明的时代，老百姓最普遍的娱乐方式就是听戏。朱棣颁布此限娱令，摆明了就是要对老百姓的精神生活进行摧残。其实也不必奇怪，早在朱元璋开创大明帝国之初，《大明律》中就有类似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同罪。”
朱元璋是个除了皇权对其他都无所谓的人，但却对一出戏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这出戏叫《琵琶记》。其实这出戏历史悠久，自宋代开始便在民间广为传唱，但遗憾的是，一直以来都为官府所不容，因为主人公蔡二郎就是个陈世美。毫无疑问，这出戏戳了那些为了富贵而背弃良心的文人的伤疤。
明朝刚建立之时，《琵琶记》作者高则诚就很合时宜地对该剧进行了改造加工。蔡二郎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屹立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伟大形象。父母叫他去考科举，他以无法在家照料双亲为由，“辞试不从”;宰相强迫他入赘相府，他“辞婚不从”;被钦点为状元之后，他又以父母年迈，需回家尽孝为由，“辞官不从”。重新“装修”的这出戏遇到朱元璋这个知音，遂完成了由奴隶向将军的华丽转身。
抛开完备的《大明律》，自洪武十八年(1385年)颁布《大诰》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朱元璋亲自操刀，就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建立了一套系统的行为规范。不仅如此，他对老百姓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比如该住在哪儿，该用什么器皿，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该戴什么样的首饰，更有甚者，怎样婚丧嫁娶，长辈晚辈该怎么称呼，他都给规范好了。朱元璋对《大诰》的要求是，所有臣民，至少一家收藏一本，没事只管背，处理事务时，这就是行为指南。
从朱元璋近乎变态的规范中，我们不难理解，限娱令和树典型其实都只是他诸多规范中的一个方面，其实质还是树立封建道德标杆。对老百姓而言，限娱令也好，树典型也罢，都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目的在于建立道德统治。朱元璋依靠强权，让老百姓奉《大诰》为圣经，但遗憾的是，他死后没多久，《大诰》就被他的臣民“飘散在风中”。老百姓喜欢什么样的娱乐，整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并非是简单的行政手段就能从根本上解决的。
